論孟子“四端說”對孔子“忠恕觀”的發展

作者:崔海東

來源:作者授權 儒家網 發布

          原載于 《陰明學刊》2008年第3輯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四月初九日庚戌

          耶穌2019年5月13日

 

摘要:孟子在繼承孔子“忠恕觀”中之德性主體、心思發生和推己及人三年夜原則基礎上,提出“四端說”,其內含轉化機制,構成了“本意天良→四性→四心/四端→四德→成己→及人→愛物→知天/事天”完全的“內圣”開出“外王”的體系。

 

關鍵詞:包養違法忠恕;四端;內圣;外王;內在轉換

 

“四端說”作為孟子的主要思惟內容之一,與孔子“忠恕觀”之間的淵源關系素未被重視,總結孟子在繼承“忠恕觀”的基礎上提出“四端說”,并以之為焦點構成由“內圣”開出“外王”的思惟體系,對研討晚期儒學發展具有主要意義。

 

一、“忠恕觀”與“四端說”

 

孔子在《論語》中提出“忠恕觀”。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罷了矣。”(《論語·里仁》)此中“忠”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恕”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論語·衛靈公》)。本文舍往對忠恕二者關系之討論,而將之視為一整體,從而得出此“忠恕觀”體現了三個原則:一是獨立的主體原則,在承認主體本身價值的條件下將自我價值與別人價值二者的實現相統一。一方面己所不欲:表白此主體擁有所不欲被傷害、侵占、剝奪之權利、價值。另一方面己立、己達:表白此主體有立、達人生價值之自然權利、價值。最后:此主體有勿施于人的品德義務。二是推己及人原則,將主體品德內涵的權利與義務相統一。一方面保護本身別人的權利、價值不受傷害,另一方面在成績本身的權利價值的同時有包養網評價幫助別人實現價值的義務。三是心思感觸感染原則,將主體主觀心思感觸感染與內在的倫理規范相統一。一方面己所不欲:本身有不想被別人侵略的價值與好處,著重點在“欲包養軟體”上,己心之發動。另一方面立人達人:本身有想要立與達者,同樣側重于“欲”。綜此三者,“忠恕觀”將主體價值之實現,立于人的心思基礎上,使主體品德權利義務之統一,與幫助別人相統一,即成己與成人相統一,且只要在后者完成的條件下前者才算最終完成。“忠恕觀”雖是孔子仁學的焦點理念之一,可是在《論語》中,“忠恕觀”與其邏輯上之形上心性本元之關系并未獲得有用清楚之揭橥,並且推己及人等理念也未能進步發展與外王事功等思惟相統攝起來[1]。

 

孟子則提出了“四端說”,其內容便是:人之本意天良後天含有仁義禮智“四性”,是為本意天良形上之體;本意天良觸物發動,化顯形下之用,是為仁義禮智“四德”,此四者間事實無先后,但邏輯有高低,構成“愛→推→敬→別”之關系;本意天良體用轉化樹立在心思發生機制上,由不忍惻隱之心始遞而生羞惡、辭讓、長短之心,合為“四心”,乃是品德主體當下之心思感情,是形上本體向形下之用轉化之開端,是仁義禮智“四德”天生之開端,故為“四端”;“四德”乃是本意天良之用,需在成己、及人、親親、仁平易近、愛物、知天、事天中最終完成。

 

如下圖:

 

 

本 心

↓(感心、物而動)

四性: 形上之仁   →    形上之義    →     形上之禮     →     形上之智

↓                ↓                 ↓                  ↓

四心: 惻隱之心   →    羞惡之心    →     辭讓之心     →     長短之心

↓                ↓                 ↓                  ↓

四端: 仁之端也   →    義之端也    →     禮之端也     →     智之端也

↓                ↓                 ↓                  ↓

四德: 形下之仁         形下之義           形下之禮           形下之智

↓               ↓                  ↓                ↓

成己 →  及人 →  親親 →  仁平易近 →  愛物 →  知天 →  事天

 

二、“四端說”之內涵

 

《孟子》共兩次提到“四端說”,一次是在《孟子·公孫丑上》(以下凡引《孟子》皆僅注篇名)章句中:

 

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古人乍見孺子將進于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于孺子之怙恃也,非所以要譽于鄉黨伴侶也,非惡其聲而然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長短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長短之心,智之端也。

 

另一次是在《告子上》章句中: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順之心,人皆有之;長短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順之心,禮也;長短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

 

本文以為此兩段引文包括著五組基礎的概念:一是惻隱、羞惡、辭讓、長短之四種“心”;二是仁義禮智之四種“端”;三是仁義禮智本身所分涵的“四性”與“四德”兩組概念,本文從朱子《四書章句集注》“仁義禮智,性也”[2]、“仁義禮智,性之四德也”[3],以仁義禮智析分于形上、形下,形上為“四性”,為體,乃形上之攝照者,形下為“四德”,為用,乃形下發生者;五是此體專心端邏輯之根源,即本意天良。

 

其一,本意天良與體用。既言“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長短之心,非人也”,則何故此“四心”人皆有之?如見孺子將進于井,為何人皆會有怵惕惻隱之心,即不忍人之心?此或然的、當下的主觀心思感觸感染來源于何?本文認為,來源于人之本意天良。朱子在注《公孫丑上》章句時強調“心,統性格者也”,以仁義禮智為性,為體,認為“惻隱、羞惡、辭讓、長短,情也”,以“四心”為情、為用,釋“端”為因情之發、體性之緒[4]。陳來師長教師在解朱子“心統性格”時道“心是標志思維意識活動總體的范疇,其內在的品德本質是性,具體的感情念慮為情。(人的意識活動)系統的道理是此系統的體,即內在、深微的道理、本質,系統的功用是此系統的用,系統總體則包含體用、兼攝體用。”[5]本文認為,心不僅是形下的德性主體的品德判斷而非客觀感性認識活動之系統,更是當下或然的品德思維活動形上的必定的恒定的根據,亦即本意天良也。在《孟子》一文中“心”字共121見(孔距心之人名除外),分別具有知、情、意等各層意義。就“四端說”而言,心有兩種基礎意義,一是形下或然之當下心思感觸感染,一是形上必定之本元,且在本元意義上,孟子“心”、“本意天良”等名稱雜用,為避一名二指、多指之虞短期包養,本文用“此之謂掉其本意天良”(《告子上》)之“本意天良”作為諸心之本元。

 

既是本意天良,則有“體”、“用”,“體”不僅是“內在、深微的道理、本質”,更是後天之規定性,而“用”即此道理、本質和規定性落實于形下之效能與結果。于人之本意天良中,“四性”為“體”,“四德”為“用”。

 

起首,本意天良後天地、形上地含有仁義禮智“四性”,為體。孟子將仁義禮智四者完整內納于心,即本意天良,認為“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由仁義行非行仁義”(《離婁下》),特別是就“義內”問題與告子進行了屢次辯論,構成了“正人存性,仁義禮智根于心”(《盡心上》)、“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告子上》)的命題。人之所以為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恰是由于其具有仁義禮智四種後天之德性,而此四種德性,并不是外鑠于我,而是根置于心,是為“四性”。

 

其次,此“四性”發而為用,則為“四德”。本文以為,性體之用不僅只是“系統的功用”,即生發知情義之效能,還包含結果,也不僅止于“四心”之情,尚需發乎人物六合,是為仁義禮智“四性”之終極體現,此方為用,名之“四德”。此中“惻隱、羞惡、辭讓、長短”四心雖僅為“四性”向“四德”天生之始端,為個體之心思發動感情親身經歷,但亦是用之始也,故從屬于“四德”。正因為人的本意天良形上地含有包養平台仁義禮智四者,是為人之規定性,故而其邏輯地具有踐行仁義禮智四者之權利與義務,由仁義行而非行仁義,因為“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盡心下》)、“人皆有所不忍,達之于其所忍,仁也”(《盡心下》),由“愛及不愛”,由“不忍之心達于所忍”,發之于人事,往成己,且往及人,往愛物,即“親親而仁平易近,仁平易近而愛物”(《盡心上》),并最終達于知天事天之境界,“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盡心上》)是為四德。

 

是以就孟子而言,“四性”與“四德”乃是源流關系,是人之規定性,本無二峙,但台灣包養網為分析之故,還是須言形而高低,分別體用。“心”統“性”與“德”,“四性”乃本意天良形上所蘊含者,“四德”乃形下現實者。但是“四性”向“四德”之發動完整在于四心之當下感觸,是為形上向形下生出之端也,是為“四德”之端也。

 

其二,仁義禮智邏輯有高低,時間無先后。“本意天良”所涵之仁義禮智之間,在孟子處并非并列平行之關系,而是以仁為焦點基礎,層層遞進發生,構成“愛→推→敬→別”的關系,四者于邏輯有包養sd高低,而于時間構成上則無先后。

 

起首來看仁。仁是愛心。《說文解字》訓仁從二人,義為人與人之間之親密關系。在《孟子》中,第一,仁是人的規定性,因為“仁也者,人也”(《盡心下》)、“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公孫丑上》)。第二,仁是人的本意天良中最最基礎者,因為“正人以仁居心”(《滕文公下》)、“仁,人心也”《告子上》)。第三,仁就本意天良之體即性而言,必須由“愛及不愛”。起首仁是愛心,因為“仁者愛人”(《離婁下》),其次仁尚包含“及其不愛”之心,因為“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盡心下》)、“愛人不親,反其仁”(《滕文公下》),所以必須由所愛達于所不愛才算是仁之真正完成。第四,仁就心思發生而言,必須由“不忍達忍”。起首仁是不忍人之心,即惻隱之心,因為包養app“惻隱之心,仁也”(《告子上》),這是將仁訴諸人皆有之的心思天性反應,其次仁尚包含達之于其所忍之心,因為“人皆有所不忍,達之于其所忍,仁也”(《盡心下》),故而人人皆有此不忍之心,發于人事達之于其所忍,才算是仁的完成。第五,“愛及不愛”、“不忍達忍”之關系。一方面“愛及不愛”是從仁的體而言,是形上規定,而“不忍達忍”是從此形上向形下發生之轉換的心思而言,二者是分歧層次的,正因為有了“不忍達忍”這樣的心思轉換機制,才幹保證了“愛包養網VIP及不愛”的形上請求之實現能夠。另一方面“愛及不愛”是就仁之德性主體的本身請求而言,必須由“所愛及不愛”。而“不忍達忍”則是就德性主體所感驗的客體而言,主體對客體有不忍,達于所忍。第三方面,“愛及不愛”是從確定面說起而至否認面,“不忍達忍”則反之,不忍是愛,達之忍亦是愛,恰是由不忍、達忍構成了愛人之心的兩極,這也恰是古仁字從二人由人及人之義。第六,為何須須由“所愛及不愛”、“不忍達所忍”才是仁呢?仁之所以作為人的規定性的四性之基礎,因為它是人作為一種高級生物進化的後天之必定性,人所獨有的天性,既脫胎于天然屬性,又超乎天然屬性甚至社會屬性。人有類于動物之怵惕惻隱與愛欲,但假如僅限于此,則只是動物之天性。人之所以高于禽獸者,恰是一要由“所愛達于不愛”,由“不忍及于所忍”,二要不僅達于同類的人,並且要達于他類動植直至六合。只要實現此二者,人才幹超出本身之局限,才幹實現對動物性之超出,才包養金額幹真正體悟易云“六合之年夜德曰生”,領會宇宙生生不息造化之本質,才幹真正達到程顥所云“仁者渾物與物同體”,才幹達到張載所云之“平易近胞物與”,從而與六合參,從而最終成其為仁。第七,恰是由于仁是由“所愛達于不愛”,由“不忍達于所忍”,這樣一個動態的發展過程,這才生出義禮智來。

 

其次來看義。義是推心。義者,誠如韓愈所言“行而宜之之謂義”(《原道》),《孟子》文中“居仁由義”(《離婁上》)、“仁,人心也。義,人路也”(《告子上》)、“夫義,路也”(《萬章下》),即取此義。假如說“愛及不愛”是形上而言,“不忍達忍”是心思而言,那么,由“所愛達于不愛”、“不忍達于所忍”之轉換過程即為義也,孟子抽像地將之比方為路。此義包含三個方面的內涵,一是“愛及不愛”、“不忍達忍”之動力為何?二是對象為何?三是實質/標準為何?第一,仁心發生之動力在于推心。“人皆有所不為,達之于其所為,義也”(《盡心下》),義的請求便是落實仁便是由“不為達為”,這恰是孔子“推己及人”之“推”也,故“古之人所以年夜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罷了矣”(《梁惠王上》)。無此推心之動力,無“不為達為”之落實,仁永遠只是形上的請求,“愛及不愛”永遠只是形上之潛存之可以然,仁也永遠只是心里不忍一念的產生,“不忍達忍”斷無“火之始然,泉之始達”之后續。恰是由于所愛要達于不愛,不忍要達于所忍,故而人類進化生出此推心,由不為達于所為,才使人高于禽獸成為能夠。第二,此推心的對象。此“推”在成己的基礎上起首是推己及人,其次是推人及物,即“親親而仁平易近,仁平易近而愛物”(《盡心上》)、“有年夜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盡心上》),最后是盡性知天,“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盡心上》)。將仁心層層擴充,成己,及人,親親,仁平易近,愛物,最后達知/事天之際遇。故而仁只是一個愛心,而義則是推心,將此愛心生長感化,仁心→成己→及人→親親→仁平易近→愛物→知天、事天,愛心只要在此途徑中才算最終完成。第三,此推心生發必有必定之實質,必合適必定之包養犯法嗎標準(實質就內而言,標準就外而言),否則“非義之義,年夜人弗為”,如愛鄰家處子,然以“穿窬”為非,否則即生“羞惡之心,義也”(《告子上》包養管道)。孟子極為重視此羞惡之心,將之視為義之主要內涵,認為“人不成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盡心上》),此恥即羞惡之心,請求由不知有恥至知恥最終達無恥之境,而此境便是“及不愛”、“達忍”、“達為”也。所以,“愛及不愛”乃是從較為抽象的本體而言,規定了推心,“不忍達忍”是從現實的心思活動而言,說明了推心產生之天性,“不為達為”是從知行合一而言,解決了推心現實的能夠,“無恥之恥”則從廣泛的倫理感情而言,論證了推心的自明,四者從分歧的層次完成了對推心的論述。可是此層層推進之標準為何包養情婦,為何不遵之即生羞惡之心呢?這就邏輯地提出下一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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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來看禮。禮是敬心。禮在孔子處尚為內在之規范,孟子則將之一并內收于人之本意天良。“禮之實節文斯二者(仁義)是也”(《離婁上》),可見,如要說義是仁心之路,則禮在邏輯上又比義上了一層,是節制仁義二者使之“文”者。“夫義,路也,禮,門也”(《萬章下》),在“仁心→成己→及人→親親→仁平易近→愛物→知天、事天”這樣的途徑中,在橫面的每層內部之間及縱向的層與層之間,均有一道門隘,此門隘是孟子用來抽像地比方節文仁義者也,即上述推心之實質/標準。但是這個禮門—包養軟體—節文仁義者——義之實質/標準畢竟為何呢?“恭順之心,禮也”(《告子上》)、“萬章問: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萬章下》)、“以禮居心……有禮者敬人”(《離婁下》)、“禮人不答,反其敬”(《離婁上》),從中可以看出,此用來節文仁義之禮者,即恭順,即尊敬之心,它是義之實質與標準。恭順尊敬乃是此仁心之發生,由“不忍達忍”、“不為達為”之過程中,需經的人之于自我,之于別人,之于社會,之于生物,之于宇宙等多個關隘之門。故而禮只是敬心,尊敬對方同等獨立之主體價值。假如脫離了此尊敬的條件,則是反禮之精力包養價格的,可以拒之,“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見之”(《盡心上》),在此,敬與禮是內外源流的關系,敬是禮之本也。同篇還提到,假如對方挾貴、挾賢、挾長、挾有勛勞、挾故而問,雖在所禮而皆不答也,因為禮的條件是對彼此主體人格價值之尊敬。人皆有敬心,能尊敬對方,盡禮,從而在必定限制內轉讓本身權利,使禮暗含著品德契約關系。故而禮只是敬心,發諸形下,是以彼此尊敬為焦點構成的系列品德契約與規范。

 

第四來看智。智是分別心。在孟子思惟中,仁不是內行的,而是自內而外的,所以“智之實,知斯二者(仁義)弗往是也”(《離婁上》)。第一層是“知斯二者”,這是己心內品德選擇判斷之才能與結果,必須知曉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知曉何為仁義禮者,知曉“愛及不愛”、“不忍達忍”、“不為達為”、“無恥之恥”,而能作自立之判斷。第二層“弗往”,這是一種自覺的品德踐行才能,“莫之御而不仁,是不智也”(《公孫丑上》),沒有任何阻力卻不仁,認識到必須由不忍達所忍是仁卻不可,是為不智,故而,智在四性內的本義是指辨別判斷選擇仁義禮三者的品德感性。

 

所以仁義禮智“四性“本只是一個仁性,諸心本只是一個仁心,因為要“愛及不愛”則在邏輯上生出動力是推心,乃義也,標準是敬心,乃禮也,判斷是分別心,乃智也,此“四性“同屬于人之本意天良形上本體,層層遞進,發諸形下事實上雖是同時,但邏輯上實有高低。

 

其三,惻隱、羞惡、辭讓、長短“四心”均是主體當下之心思感觸感染。“四端說”中“四心”指的是惻隱、羞惡、辭讓、長短之心,孟子以之為仁義禮智四種德性的發端,此“心”究竟為何?“惻隱、羞惡、辭讓、長短,情也”,朱子注此句時即認為此“四心”只是當下之情耳[6]。李澤厚師長教師認為“從孔子起,儒學的特征和關鍵正在于它建筑在心思感情原則上”[7]。孟子實際上是將仁義禮智四種德性的發端完整訴源于人皆有之的心思感情,“四心”指的是主體當下之心思感觸感染。人的本意天良雖含仁義禮智“四性”,但也只是可以發,不是必定發,因為尚需人的心思心理結構供給現實效能的轉換,此“四心”恰是人的心理結構效能運作“四性”之結果。

 

起首看不忍人之心,即惻隱之心。“古人乍見孺子將進于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公孫丑上》),怵惕惻隱,指主體接收內部信息后產生短期包養的恐懼悲哀之心,此完整是指心思感觸感染,是在心思層面而言,是暫時的、或然的、當下的,引申其義為同情心。“非所以內交于孺子之父也,非要譽于鄉黨伴侶也”(引文同上),這是在感性的功利層面而言。“非惡其聲也”(引文同上),惡者討厭也,這是出自于本身業已構成了的功利或審美需求,哭聲擾人或不悅耳。故孟子否認此心是感性的后發的功利之心,其本義即以此怵惕惻隱之心為人皆有之天性心思感觸感染。此不忍人之心,主要在一“忍”字上,孟子將人之善端訴源于活生生的人即有之的心思感觸感染。其次看“羞惡之心,義之端也”,羞惡即覺得羞恥厭惡,這完整是一種心思感觸感染,而這種羞恥厭惡之心又是由外界的信息所引發的,這信息便是不義,由不義之事而生羞恥厭惡之心。在孟子的邏輯體系內,此心思感觸感染紛歧定完整是由感外物才可發生,本身心中產生不義之意念亦為羞惡也,故此羞惡之心乃是感心物而生。再次看“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或謂“恭順之心,禮之端也”,禮是以恭順尊敬本身別人萬物之仁義價值為條件的一種品德契約,故而此品德主體于人事來往中頓生恭順、辭讓之心,如見長者則立生恭順之心,此亦為主體當下的心思感觸感染。最后來看“長短之心,智之端也”,對客體對象能否合適仁義禮作當下之判斷,以其是或非之心思,如明穿窬為不義而遞而生羞惡之心,以嫂溺而不忍,以援受不親為不義,而生援手之心,如象山起而楊簡旋立,皆是作當下判斷之心思也。

 

其四,“四德”需在成己、及人、愛物、知天、事天中完成。一方面仁義禮智為人之規定性,邏輯地請求人往踐行之,另一方面仁義禮智的內在請求便是由“愛及不愛”,所以仁義禮智勢必由形上發諸形下,為現實之作習考量,成己、及人、愛物、知天、事天,唯有這般才算是成己之完成,二者本是同根互輔,同干共茂,不成須臾分隔,唯其這般,方得自性之圓滿。而此發諸形下,一為上述之“四心”,感物而發于心,另一則為“四德”,繼而表于人倫、政治包養一個月價錢、萬物直至宇宙。

 

起首來看“四德”在人事上之運用。仁為愛心,第一層是事親,“親親,仁也……無他,達之全國也。”(《盡心下》),“仁之實,事親是也”(《離婁上》)、“未有仁而遣其親者也”(《梁惠王上》);第二層是推己及人于社會層面,“仁則榮,不仁則辱”(《公孫丑上》)、“懷仁義以相接平易近”(《告子下》)、“為全國得人者謂之仁”(《滕文公上》)、“仁者無敵”(《梁惠王上》)、“親親仁平易近愛物”(《盡心上》),在愛人與愛物共達的基礎上,才算是仁的最終完成。義為推心,第一層是事親、事君等人倫,“義之實,從兄是也”(《離婁上》),“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全國也”(《盡心上》)、包養平台“事君女大生包養俱樂部無義”(《離婁上》)、“未有義而后其君也”(《梁惠王上》)。第二層,構成社會之配合標準,如公義的概念,“年夜人者,言不用行行不用果,惟義地點”(《離婁下》)、“勞力者治于人,勞心者治人,治于人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全國之公義也”(《滕文公上》),這里的義是本質上為整個社會所遵守的標準。禮為敬心,發之開往,于人事而言,即構成系列以彼此尊敬為條件的品德契約與規范軌制。第一層是人與人之間的來往禮貌,所謂“禮之于賓主也”(《盡心下》)、“迎之致敬以有禮”(《告子下》)、“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滕文公下》);第二層是整個社會軌制層面而言的禮儀軌制,“是焉得為年夜丈夫乎!子未學禮乎?”(《滕文公下》)、“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滕文公上》)、“士之托于諸候,非禮也”(《萬章下》)、“庶人不傳質為臣,不敢見于諸候,禮也”(同上)。“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離婁上》)。智是分別心,發在人事上,則是選擇判斷人事之能否符合仁義禮,“治人不治,反其智”(《離婁上》)、“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同上),“知之于賢者也”(《告子下》),治人、為政均要符合仁義禮三者,故智乃就德性之賢而云,由此更可見,孟子“四德”中的的智乃指倫理品德層面中的選擇判斷培護仁義禮而言,非指感性的客觀認識才能。

 

其次來看“四德”在暴政上之運用。《公孫丑上》章句云: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全國可運之掌上……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克不及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克不及者,賊其君者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茍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茍不充之,缺乏以事怙恃。

 

人皆有不忍之心,此心乃形上之性,其內在規定即當由不忍發于所忍,即仁心也,由仁心而生義禮智,是為“四端”。對于通俗人來說,擴充此“四端”,則足以事怙恃、保老婆。對于君王而言,擴充此仁心,“王如好貨,與蒼生同包養條件之……王如好色,與蒼生同之”(《梁惠王下》),則“推恩足以保四海”(《梁惠王上》),如能“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全國可運于掌”,“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全國矣”(《離婁上》)。[8]

 

再次,“四德”之發生邏輯地必定要層層推開,“親親而仁平易近,仁平易近而愛物”(《盡心上》),由身邊之親人而推至平易近眾再推至萬物。一方面是因為“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為務”(引文同上),作為個體之人,必須遵守此認識踐行之順序,方可由愛有差等最終達無差等。另一方面是因為“萬物皆備于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年夜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主體之我與宇宙間萬物本是不成隔阻,只要真正往對萬物行忠恕之道,才幹近乎人之所以為人之仁,所以推己及物也是本然之請求。

 

最后,知天、事天。《孟子》中“天”共81見(皇帝與全國除外),分別具有天然之天、倫理之天、本體之天之意。天然之天如“天之高也,星斗之遠也,茍知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離婁下》);倫理之天如“天爵”、“天平易近”、“天吏”、“天職”、“天祿”等;本體之天如“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萬章上》),亦即宇宙人生萬物的終極緣由、超驗的諸種原因的感性歸納綜合。孟子在親親仁平易近愛物上更提出知天、事天,“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甜心花園盡心上》)女大生包養俱樂部一方面通過盡心、知性而知天,知天不僅要知天然之天更要知本體之天知曉“天命之謂性”(《中庸》),知曉天乃人道之來源。另一方面通過居心養性而事天,事天不僅要服從于宇宙之終極緣由,並且要服從于天所賜之倫理人生,做天平易近。

 

其五,“四端”是聯系“四性”與“四德”之關鍵的動態發展進程

 

“四端”所謂“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長短之心,智之端也。”端字即眉目之端也,始也跡也。既是始端,則有發展,所以“四端”的提法,正表白其乃一動態過程。本意天良中“四性”之種子感而生出,是為“四心”,而“四心”恰是“四德”之始端,此端也,培而發開,成己及人愛物及天,是為“四德”。仁義禮智“四性”是本意天良所形上內涵者,而“四德”是其形下現實之鵠的,二者之轉化在于惻隱、羞惡、辭讓、長短“四心”的生發,“四德”之發生即為“四心”,“四性”之發生亦為“四心”,此本意天良發動而生的當下心思,上接形上之性,下開形下之德,孟子抽像地以“端”來歸納綜合此連接“四性”與“四德”者動態發展之過程。

 

綜上所述,“四端說”中,“四性”乃有此不用然無此必否則之所以發,“四心”乃有此方可然無此必否則之能夠發,“四德”乃有此方必定無此必否則之發之結果。而“四端”則是另一個層面的提法,一方面它表達一種過程,其是“四性”之萌芽、“四心”之發動、“四德”之起始;另一方面它是一種動態,現在進包養網比較行時的動態。

 

三、“內圣”開出“外王”

 

“內圣外王”雖為莊子所起首提出[9],可是一則其乃先秦諸家之共識,二則后世皆以之來說明儒學之本質特征,故本文亦以之來標明孟子儒學之主要理念。于孟子思惟中,“內圣”即德性主體之心性本體,“外王”即成己及人愛物知天事天。“四端說”中即含有轉換機制,由“內圣”開出“外王”。

 

孔子在德性主體原則、心思發生原則和推己及人原則的基礎上提出了“忠恕觀”,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己立立人、己達達人”從正反兩方面說明了品德主體所被賦予的倫理規定性及本身權利義務的分歧性。可是孔子少言性與天道,《論語》一共只提到了6次心、2次性,沒有深刻說明這種權利義務分歧的心性形上依據,對于“外王”雖提出禮治、德政等思惟,如“道之以政,齊之以刑,平易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但未能將“忠恕觀”與“外王”思惟等清楚構建有機貫通起來。

 

“四端說”雖在繼承“忠恕觀”的基礎上發展而來,可是《包養網dcard孟子》論及心者121次,性者37次,深入地發掘了心性本體,完全地為之供給了心性論證。“四端說”恰是由于上溯心性,才具備了內在的轉換機制,仁義禮智層層推進,不僅成己並且及人,不僅對人倫日常作以表述,並且開出暴政學說,不僅盡性並且知天、事天,由“四端”之發生作為轉換,從而由“內圣”開出“外王”,構成了“本意天良—→四性—→四心/四端—→四德—→成己—→及人—→愛物—→知天、事天”這樣一個完全的體系。

 

其一,從形上本體“四性”的請求開出外王。“四端說”在承接“忠恕觀”獨立主體原則的基礎上,不僅強調了德性主體的權利義務相統一,並且從“正人存性,仁義禮智根于心”、無惻隱、羞惡、辭讓、長短之心則非人也來說明人包養一個月之所以異于禽獸者的規定性,在儒學史上初次將仁義禮智四者并列,并根之于心,是為“四性”,有別于孔子,構成了“人人有貴于己者”的“良貴”思惟(《告子上》),從而深化了德性主體論的心性本體基礎,完美了原始儒學的“內圣”理論,并由此“內圣”本然地請求開出“外王”。人之所以為人(不論個體還是物種)必有其先驗的、天賦的、本然的、獨立的、內在的主體性人格規定與品德價值,此恰是“愛及不愛”、“不忍達忍”之仁以及由仁而生之義禮智,人有成己之權利,更有及人及物之義務,這種“貴于己者”,恰是人與禽獸最基礎的區別處。一方面人只要培護此“貴于已者”,才幹成其為真正的人。另一方面只需個體能夠發揚這種光輝的德性,即可成己,“人皆可以為堯舜”(《告子下》)。再者,此獨立價值是神圣不成侵略的,“說年夜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盡心下》)、“萬鐘不辯禮義而弗受”(《告子上》),甚至“富貴不克不及淫,貧賤不克不及移,威武不克不及屈”(《滕文公下》),甚至“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為茍得也。逝世亦我所惡,所惡有甚于逝世者,故患有包養女人所不辟也”,最后要“舍生取義”(《告子上》),這也恰是繼承了孔子“殺身成仁”之精力,表白雖然人的物質性命是無限的,但人所具有的主體人格規定、品德價值的仁義禮智卻是完整獨立的。這樣,孟子從人的“內圣”即人道的後天性請求發布外王是人作為高級聰明生物在宇宙間所負的責任,這般即牟宗三師長教師所云之“開辟價值之源,矗立品德主體”[10],其充分風行,至年夜至剛,塞于六合之間,人因為實現了此所負之宇宙間的責任,從而實現了無限性命對無限價值之超出,從而實現無限物種對無限時空的超出,浩然與六合參。

 

其二,從形下之用“四德”來說明外王。“四端說”強調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的推己及人原則,其內在本源便是必須由“愛及不愛”、“不忍達忍”、“不為達為”、“無恥之恥”,這是人之異于禽獸者,然后層層發布,不僅在仁義禮智之間構成“愛—→推—→敬—→別”的邏輯關系,將孔子的義禮智內收于心,並且將惻隱之心、成己之心推于外,是為“四德”。一是為人所必須配合遵守的社會倫常、品德規范及儒學的禮制等找到了形上依據。二是由不忍人之心為不忍人之政,直接開出其暴政學說,這般使我、家、國三位于不忍之心上達成一體,不僅堅持了儒家德治傳統,豐富完美了孔子暴政理論,並且為當時戰國一些新興年夜國行暴政王全國供給了新的形上理論依據,與法家、兵家等構成鮮明對比,從而發展了原始儒學的“外王”理論,實為后世《年夜學》“三綱八目”體系之源頭。三是“親親仁平易近而愛物”,最終知天、事天,從而在品德權利、義務相統一的基礎上實現個體本身價值的最終圓滿,將《中庸》“天命之謂性”的人道上歸于天,使心、性、天最終統一;將知、事宇宙之終極下體于個體性命之心性,從而使品德認識、品德修養即功夫、品德自覺踐行,即知行最終統一;從天然境界而至功利境界再至品德境界終于六合包養感情境界[11],從而使人與宇宙最終統一;最終從而也使本意天良之體用獲得統一。

 

其三,從形上向形下轉換之關鍵的“四端”來開出“外”王。“四端說”上接孔子“忠恕觀”之“欲”的心思發生基礎,強調“四心”皆是當下之心思感觸感染,將孔子處尚未明了的心思感觸感染明確定義為“四端”,從而以之為中介,從個體當下的心思感觸感染出發上溯人的恒定的品德價值,下開出“外王”及人及物及天。人之所以有更高于禽獸之心思感情恰是由于人有異于禽獸的仁義禮智之性,而形上的品德本質的發生之能夠,形下外王事功啟開之能夠,皆緣于此“四心”之發動。“四德”乃是本意天良于形上層面邏輯所包容者,“四心”乃是在形下層面現實所發生者,而“四端”恰是形上向形下發生之關鍵。“四性”能為“四德”,關鍵在于“四心”之發動。故而“四德”的完成是“四性”之本然請求,而“四心”在邏輯上之所以能成績“四德”,關鍵亦在于“四端”。

 

起首“四心”乃有此方可然無此必否則之能夠發,天性之發于人事之成己及人,恰是由于人之心思結構才能與當下之感應結果之供給轉換。其次“四心”基礎乃是不忍惻隱包養dcard之心,它是人類一種發自內心的真情實感,是人所獨有的超乎功利與審美的心思感情惻隱之心,是人們同情和憐憫同類及他類的一種本性吐露。再次形上之體“愛及不愛”的過程也表現在形下的“四心”的“不忍達忍”上,孟子將抽象的愛發諸具體真實的心思感情親身經歷,也終于之。最后,“內圣”開出“外王”也表現在人皆有之的感情自明性上。如前述之“無恥之恥”,“人不成以無恥”,可恥是由于不克不及行仁義即不克不及由“不忍達于所忍”形成的,只要有恥才幹認識到不義,如欲達“無恥矣”之地步,則必須“無恥之恥”,由無恥推至有恥(《盡心上》)。正因這般,“四端說”將原始儒學“內圣外王”理論均落實于人皆有之的感情親身經歷,將品德性命發諸活潑潑的心思感觸感染,將主體主觀心思感觸感染與內在規定和內在請求的倫理規范相統一,將“人心一點靈明”即本意天良與心思心理效能及結果知情義、人的內與外即知行、人與人即五常關系、人與社會即家國、人與宇宙五者相統一,建構了由心性本體向成己及人外王事功的內在轉化機制,統一了心、性、情、德,買通了己、人、物、天,買通了“內圣”與“外王”,從而發展了孔子,自覺完成先秦原始儒學邏輯發展的這一環,實現了原始儒學極高超與中庸的貫通。

 

注釋:

 

[1]本文“形上”取後天純然之理世界義,“形下”取現實世界之義。

 

[2]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岳麓書社,2004年,第267頁。

 

[3]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岳麓書社,2004年,第390頁。

 

[4]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岳麓書社,2004年,第267頁。

 

[5]陳來:《宋明理學》,遼寧教導出書社,1991年,第174頁。

 

[6]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岳麓書社,2004年,第267頁。

 

[7]李澤厚:《中國現代思惟史論》,天津社會科學院出書社,2003年,第247頁。

 

[8]孟子暴政理論另有平易近本條件,且內容甚豐,茲不贅述。

 

[9]《莊子·全國篇》,“內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發”。

 

[10]牟宗三,《中國哲學十九包養犯法嗎講》,上海古籍出書社,2005年4月,第49頁。

 

[11]馮友蘭,《貞元六書•新原人·境界》,華東師范年夜學出書社,1996年12月。

 

責任編輯:近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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