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生傳顏氏之儒”：章太炎與“莊子即儒家”議題
作者：楊海文
來源：作者授權 儒家網 發布
原載《文史哲》2017年第2期
時間：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四月初八日庚寅
耶穌2017年5月3日
摘要：章太炎至多有五種文獻觸及“莊子即儒家”議題：早年兩種尚屬消極評論，暮年三種已是積極參與。“莊生傳顏氏之儒”是其畫龍點睛之筆：顏子一系儒學由莊子傳承，莊子是顏氏之儒的傳人；傳顏氏之儒的莊子是儒家，而不是道家；坐忘不是道家的本領，而是儒家的至境；即便莊子后來成了道家，但他當時也是以儒家成分，把顏子坐忘的包養犯法嗎功夫與境界記載并傳承了下來。由章太炎暮年的積極參與可知，“莊子即儒家”議題不是人們習以為常的儒道互補之思所能范圍，而是具有獨特的思惟史內涵，理應獲得本身的思惟史位置。
關鍵詞：莊子；顏子；莊生傳顏氏之儒；“莊子即儒家”議題
莊子與儒家有著親密關系：從莊子是道家看，這種關系隸屬于儒道互補之思；從莊子是儒家看，這種關系轉換為“莊子即儒家”議題。前者是傳統觀點，眾所周知；后者始于韓愈（768—824），津津樂道者不少，知其詳情者未幾。“莊子即儒家”在儒道互補之外，創新并豐富了莊子與儒家的思惟史關聯，開顯并證成了奇正相生的辯證之境。莊學年夜師章太炎（1869[i]—1936）至多有五種文獻（早年兩種、暮年三種）觸及這一議題，并以“莊生傳顏氏之儒”為畫龍點睛之筆，可讓我們管窺“莊子即儒家”議題的歷史衍化及其獨特內涵。
一、“率爾之辭”
1906年9月，客居japan(日本)的章太炎接任《平易近報》主編，并成立國學講習會。《章太炎年譜長編（增訂本）》記述：“國學講習會出有《國學講習會略說》，鉛字付梓本，japan(日本)秀光社印行，1906年9月出書，署黃帝紀元六百四年[ii]，收《論語言文字之學》、《論文學》、《論諸子學》三篇。《論諸子學》，即同年七月二十、八月二旬日出書之《國粹學報》丙午第八、第九號所載章氏所著《諸子學略說》……”[iii]
《論諸子學》指出：
或謂子夏傳田子方，田子方傳莊子，是故莊子之學，本出儒家。其說非是。《莊子》所述如庚桑楚、徐無鬼、則陽之徒多矣，豈獨一田子方耶？以其推許子方，遂謂其學所出必在于是，則徐無鬼亦莊子之師耶？南郭子綦之說為莊子所亟稱，彼亦莊子師耶？[iv]
韓愈是“莊子即儒家”議題的第一推手，其《送王秀才序》有言：“蓋子夏之學，其后有田子方；子方之后，流而為莊周：故周之書，喜稱子方之為人。”[v]尋思這段話，最成問題的是第二句，第三句因佐證第二句變得亦有問題。蔡元培（1868—1940）留德期間寫的《中國倫理學史》評價：“其說不知所本。”[vi]章太炎拿第三句開刀，藉此證偽第二句，得出“其說非是”的結論，明顯不贊成韓愈的說法。究其實，這類評論尚在“莊子即儒家”議題之外，并未進乎其內。
《包養app章太炎年譜長編（增訂本）》記述：光緒三十三年（1907）“十仲春二旬日（1908年1月23日），《國粹學報》丁未年第十二號出書，‘社說’欄有《某君與人論國粹學書》二封，即《別錄》卷二《與人論國學書》和《再與人論國學書》”[vii]。
《與人論國學書》指出：
至以莊子為子夏門人（《經解上》），蓋襲唐人率爾之辭，未嘗訂實。以莊生稱田子方，遂謂子女大生包養俱樂部方是莊子師，斯則《讓王》亦舉曾、原，而則陽、無鬼、庚桑諸子，名在篇目，將逐一皆是莊師矣。[viii]
這里對莊子為子夏門人之說的否認及其證詞，與《論諸子學》如出一轍。所分歧者，它把矛頭指向了章學誠（1738—1801）。《文史通義·經解上》云：“荀、莊皆出子夏門人，而所言如是，六經之名，起于孔門門生亦明矣。”[ix]《校讎通義·漢志六藝》云：“荀、莊皆孔氏再傳門人，（二子皆子夏氏門人，往圣未遠。）其書明著六經之目，則《經解》之出于《禮記》，不得遂謂剿說于荀卿也。”[x]章學誠像韓愈一樣認為莊子乃子夏門人，章太炎譏評其是“未嘗訂實”的“率爾之辭”。
章太炎手定的《國故論衡》及《太炎文錄》未收《論諸子學》[xi]，《與人論國學書》則被支出《太炎文錄初編》別錄卷2。章太炎早年雖然留意到“莊子即儒家”這一議題，但并不覺得它具有足夠的學術含量。《論諸子學》以“或謂”、《與人論國學書》以“唐人”指稱韓愈，又先后斷以“其說非是”“率爾之辭”，輕蔑之意躍然紙上。年夜體而言，清末的章太炎只是“莊子即儒家”議題的消極評論者，還不是積極的參與者。
二、接著韓愈講
1922年4—6月，章太炎應江蘇省教導會之約，在滬講授國學，共十講。《章太炎年譜長編（增訂本）》記述：“《國學講演記錄》（《申報》，1922年4月2日、8日、9日、16日、23日，5月1日、7日、14日、15日、28日，6月4日、11日、18日）。《國學概論》（曹聚仁編，1922年11月1日上海泰東圖書局鉛字付梓本，一冊）。”[xii]又云：“章氏講演，曹聚仁曾將記錄收拾，于今年11月1日由上海泰東圖書局鉛字付梓，以《國學概論》為題出書，記錄較《申報》為詳，間有《申報》所錄而為《國學概論》刊落者。此外，還有張冥飛筆述的《章太炎師長教師國學講演集》，1924年布衣印書局重版本。”[xiii]
由曹聚仁（1900—1972）收拾的《國學概論》，流布極廣，影響極年夜。曹聚仁暮年的《從一件大事談起》曾把它與錢穆（1895—1990）的同名著作進行比較：“錢師長教師的《國學概論》并不壞，坊間還有許多統一課題的書；不過，全國年夜中學采用最多的，還是章太炎師講演，我所筆錄的那部《國學概論》，上海泰東版，重慶文明服務版，噴鼻港創墾版，先后發行了三十二版，japan(日本)也有過兩種譯本。”[xiv]
《國學概論》第3章《國學之派別（二）——哲學之派別》指出：
儒家之學，在《韓非子·顯學篇》說是“儒分為八”，有所謂顏氏之儒。顏回是孔子極自得門生，曾承孔子許多贊美，當然有特別培養。但孟子和荀子是儒家，記載顏子的話很少，并且很淺薄；《莊子》載孔子和顏回的談論卻良多。可見顏氏的學問，儒家沒曾傳，反傳于道家了。《莊子》有極贊孔子處，也有極誹謗孔子處；對于顏回，只要贊無議，可見莊子對于顏回是極信服的。莊子所以連孔子也要加抨擊，也因戰國時學者托于孔子的良多，不如把孔子也駁斥，省得他們借孔子作護符。照這樣看來，道家傳于孔子為儒家；孔子傳顏回，再傳至莊子，又進道家了。至韓退之以莊子為子夏門人，是以說莊子也是儒家；這是“率爾之論，未嘗訂進實錄”。他因為莊子曾稱田子方，遂謂子方是莊子的師長教師；那么，《讓王篇》也曾舉曾、原，則陽、無鬼、庚桑諸子，也都列名在篇目，都可舉動當作莊子的師長教師嗎？[xv]
與《論諸子學》《與人論國學書》比擬，《國學概論》戲論誰都可為莊子之師，這是年夜同；點名道姓批評韓愈，這是小異；讓顏子出場，這是年夜異。
在章太炎看來，《孟子》《荀子》論顏子，不僅少，並且淺薄；《莊子》否則，它對孔子既有贊亦有彈，對顏包養價格ptt子卻有贊而無彈，可見莊子極其敬仰顏子，“老子→（孔子→顏子）→莊子”的傳承實際上是“道家→儒家→道家”的復歸。別的，孔門有德性、言語、政事、文學四科，顏子屬德性科，子夏屬文學科（《論語》11·3[xvi]）；《莊子》從未提過子夏，卻有15個與顏子包養留言板相關的場景（順次為：《人間世》1個、《大批師》2個、《天運》1個、《至樂》1個、《達生》1個包養妹、《山木》1個、《田子方》3個、《知北游》1個、《讓王》2個、《盜跖》1個、《漁父》1個）[xvii]。章太炎把莊子的師承由子夏變成顏子，就韓愈無視《莊子》從未提過子夏而言，這是根本治理；就章學誠拿子夏傳經做文章而言，這里蘊含從文獻傳授（文學科）轉向德性成長（德性科）的深意。
1922年的《國學概論》讓顏子出場，可以視為章太炎對其早年思惟的否認與超出。章太炎1899年12月25日發表的《今古文辨義》有言：“孔子賢于堯、舜，安閒性分，非專在制作也。古人言禹進圣域而未優，斯禹不如堯、舜也；顏淵言欲從末由，斯顏不如孔也。此其比較，皆在性分之內，豈在制作哉！”[xviii]顏子不是這段話的配角，但“顏不如孔”四字額外奪目。而立之際，章太炎是尊荀健將。1900年出書的《訄書初刻本》即以《尊荀》開篇[xix]。幾年后的《訄書重訂本》雖然刪往《尊荀》，但此中的《訂孔》仍說：“夫孟、荀道術皆踴絕孔氏，惟才美弗能與等比，故終身無魯相之政，三千之化。”“荀卿學過孔子，尚稱頌以為本師。此則如釋迦初教本近灰滅，及馬鳴、龍樹特宏大乘之風，而猶以釋迦為本師也。”[xx]與此比擬，《國學概論》認為莊子的“無我”這一主張很精深，“孟、荀見不到此；原來孔子也只推許顏回是悟此道的。所以莊子臉孔上是道家，也可說是儒家”[xxi]。章太炎由早年尊荀到暮年尊顏，這一變化耐人尋味。
《國學概論》討論顏、莊關系，因其說過“孔子傳顏回，再傳至莊子”，已可提煉為“莊生傳顏氏之儒”，并與韓愈講的“莊子簿本夏之徒”年夜異其趣；因其說過“莊子臉孔上是道家，也可說是儒家”，又與韓愈開出的“莊子即儒家”議題同氣相投。從論證方法、思惟定位看，章太炎顯然沿襲了韓愈的路數——不是原封不動地照著講，而是推陳出新地接著講。
起首，從論證方法看。不論是韓愈把莊子與子夏比擬，還是章太炎把莊子與顏子比擬，兩者都是拿莊子與儒家比擬，這是論證方法之同。一則以子夏，一則以顏子，僅是具體結論之異，無法掩蔽論證方法之同。
其次，從思惟定位看。韓愈的《送王秀才序》有言：“故學者必慎其所道，道于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圣人之道，猶航斷港絕潢以看至于海也；故求觀圣人之道，必自孟子始。”[xxii]意思是說：莊子雖是子夏后學，最終卻歸本道家，是以不克不及與孟子相提并論，反而是儒家眼里的異端。《國學概論》論“老子→（孔子→顏子）→莊子”與 “道家→儒家→道家”的關聯，也是認為莊子先求學于儒家、后歸依于道家。這是思惟定位之同。為何這般？《國學概論·哲學之派別》講道：“周秦諸子，道、儒兩家所見獨到；這兩家本是同源，后來才分離的。”[xxiii]同源未必同歸，莊子是“中途而廢”的儒家，此乃韓愈、章太炎之同。
《國學概論·哲學之派別》還指出：
道家的莊子以時代論，比荀子早些，和孟子同時，終沒曾見過一面。莊子是宋人，宋和梁接近；莊子和惠子往來，惠子又為梁相，孟子在梁頗久，本有會面的機會；但孟子天性不歡喜和人家往來，彼此學問又分歧，就不會見了。[xxiv]
兩宋學者討論過孟子、莊子為何同時卻互不相及，這也是與“莊子即儒家”議題相關的內容。1922年的滬上講座不僅提出“莊生傳顏氏之儒”，並且關注“莊孟互不相及”，足見章太炎已從消極的批評者轉變為積極的參與者，“莊子即儒家”議題的分量變得越來越重。
三、顏氏之儒的傳人
章太炎別號菿漢閣主[xxv]，世稱菿漢年夜師，著有《菿漢微言》《菿漢昌言》《菿漢雅言劄記》三種[xxvi]。《章太炎年譜長編（增訂本）》記述《章氏叢書續編》（1933年北平刊本）有《菿漢昌言》6卷，并注“章氏國學講習會還有單行本”[xxvii]。古人虞云國據高景成（1916—2009）的《章太炎年譜》所引《平易近國名人圖鑒》的一段話，認為《菿漢昌言》成書于1925年以后[xxviii]。《菿漢昌言》1933年發行，但成書時間較為含混。有鑒于此，章門年夜門生黃侃（1886—1935）的《寄勤閑室日記（辛未四月）》值得重視。
1931年5月31日，黃侃日記：“奉師長教師卅日書，又補《年齡疑義答問》五條，又說《文王授命辨》（師新作，附進《菿漢昌言》者）年夜意。與鷹若書，問所稱《菿漢昌言》在予處之說。”[xxix]《文王授命辨》當指《菿漢昌言·區言一》“西伯授命稱王……何其自為牴觸歟”一段[xxx]，加上“師新作”如此，表白《菿漢昌言》仍在創作之中。“問所稱《菿漢昌言》在予處之說”[xxxi]，則顯示手稿早就存于黃侃那里。6月1日日記：“遍搜篋中，果得師《菿漢昌言》手稿，亟書告鷹若。”6月14日日記：“得鷹若快書，內有補《昌言》稿廿九紙。”[xxxii]黃侃公然存有手稿，鷹若（孫世揚，1892—1947）又寄來補稿，可見《菿漢昌言》早已成其年夜端，但時有增補，只是影響甚微，否則黃侃不會束之高閣甚至久則遺忘。
由黃侃日記與高景成寫的年譜可知，《菿漢昌言》的成書不是一揮而就而是斷斷續續的。年夜致說來，它成書于20世紀20年月后期至30年月初期，始于1925年之后，終于1931—1933年之間。這一鑒定不影響我們描寫并評析章太炎論“莊子即儒家”的心路歷程。
《菿漢昌言·經言一》指出：
莊生傳顏氏之儒，（顏氏之儒，見《韓非·顯學篇》。）述其進學次序遞次。《田子方篇》：顏淵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后矣！”此蓋仰高鉆堅瞻前忽后之時也。《人間世篇》：仲尼告以心齋，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此與低廉甜頭相應者也。《大批師篇》：顏回曰：“回忘仁義矣。”仲尼曰：“可矣，猶未也。”改日復見，曰：“回忘禮樂矣！”仲尼曰：“可矣，猶未也。”改日復見，曰：“回坐忘矣。”仲尼蹴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枝體，黜聰明，離形往知，同于年夜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后也。”夫告以為仁之道而能忘仁，告以復禮而能忘禮，離形往知，人我與法我同盡，斯謂“低廉甜頭”。同于年夜通，斯謂“全國歸仁”。此其造詣之極也。世儒徒見其云瞠乎后者，以為賢圣相往，才隔一臂，看其卓爾力不克不及從，于是顏苦孔之卓之論起，遂成年夜謬，不悟仲尼方請從顏淵后也。蓋非與仁冥，不克不及忘仁；非與禮冥，不克不及忘禮。所見一豪不盡，不克不及坐忘。忘有次序遞次，故曰屢空。非謂一有一無，如顧歡之說也。由是言之，云其心三月不違仁者，爾時猶有仁之見也，逾三月則冥焉忘之矣。由仁義行，非行仁義，斯時違與不違皆不成說。（“得一善則卷卷謹記而弗掉”，此子思述先正人語。蓋難盡信。）[xxxiii]
區別于《國學概論》講“莊生傳顏氏之儒”，《菿漢昌言》不只是一語破的，更是條分縷析。“述其進學次序遞次”既鉤沉了《莊子》中的顏子抽像嬗變史，又把顏子的德性成長納進儒學解讀之中。
談《莊子》中的顏子抽像嬗變，離不開與孔子進行比較。《田子方》以“瞠若乎后”寫照顏子對于孔子的敬佩：“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后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平易近滔乎前，而不知所以但是已矣。”[xxxiv]《人間世》中的顏子，還是虛心向孔子請教的學生。可到《大批師》，面對顏子講的“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往知，同于年夜通，此謂坐忘”，孔子喟嘆“請從而后” [xxxv]，孔顏關系出現最基礎變化。
但凡品德實踐主體，無不心存德性成長的焦慮。顏子“瞠若乎后”于孔子，向善的企盼油但是生。孔子曾說：“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謹記而弗掉之矣。”（《禮記·中庸》）[xxxvi]盡管章太炎不認可這種說法，可是，經由孔子告以心齋，直至顏子悟出坐忘，它確是顏子不斷成長本身德性的殊途同歸。品德實踐主體的德性一旦獲得逼真、圓融的成長，就能成為別人的榜樣。青出于藍而勝于藍，孔子是以“請從而后”于顏子。兩個“后”字刻畫了《莊子》版的孔顏樂處：顏子因“后”而天天向上，孔子因“后”而虛懷若谷，德性成長是彼此的，向善永無盡頭；在終極意義上，成德達材實無孰先孰后之分，更不存在誰高誰低。
章太炎從《田子方》講到《大批師》，不是為了彰顯“瞠若乎后”于孔子的顏子——這樣做有能夠淪于《法言·學行》所說“顏苦孔之卓之至也”[xxxvii]的田地，而是旨在表揚孔子“請從而后”的顏子。對于顏子，莊子盡是贊譽，章太炎則用《論語》《孟子》予以詮釋：
顏淵問仁。子曰：“低廉甜頭復禮為仁。一日低廉甜頭復禮，全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論語》12·1）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授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論語》11·19）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余則日月至焉罷了矣。”（《論語》6·7）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百姓往之，正人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孟子》8·19[xxxviii]）
為何心齋只是與低廉甜頭相應？蓋因它是孔子的教法，而非顏子的自證。從心齋到坐忘，低廉甜頭又是必須的。坐忘分紅兩段：前一段，離形往知對應于低廉甜頭[xxxix]；后一段，同于年夜通對應于全國歸仁。為何同于年夜通是顏子造詣之極的體現？蓋因它是顏子的包養留言板自證，而非孔子的教法。世儒僅僅看到“瞠若乎后”于孔子的那個顏子，但孔子“請從而后”的這個顏子才是至關主要的。以往的顏子，“得一善，則拳拳謹記而弗掉之矣”，“其心三月不違仁”；此時的顏子，“忘有次序遞次，故曰屢空”，已臻“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之境。先心齋再坐忘，且由心齋而進坐忘，方能從記憶猶新地“行仁義”（理事無礙）升華至無適無莫地“由仁義行”（事事無礙）。坐忘高于心齋，坐忘是最高的品德實踐境界。
把坐忘視作顏子的最高成績，假如從儒道互補之思看，它是莊子對顏子所做的道家化解讀，屬于儒家人物被予以道家化敘事，且在莊子哲學建構中舉足輕重[xl]。換句話說，坐忘是道家而不是儒家的功夫—境界，顏子是以儒家成分登峰造極地領悟了道家的精華。我們為何認為章太炎是從“莊子即儒家”議題看問題呢？這里把它與1915—1916年景書[xli]的《菿漢微言》做個比較。
《菿漢微言》第75、90則，亦論坐忘。第75則指出：“依何修習而能無意無我？顏回自說坐忘之境……自勝之謂‘低廉甜頭’，慢與慢消，故云‘復禮’。我與我盡同等，性智見前，此所以‘為仁’也。顏回庶幾之才，聞一知十，乍聆勝義，便收坐忘之效。”[xlii]它既用“低廉甜頭復禮為仁”闡釋坐忘，又用“同等”“性智”把顏子往佛學那邊靠，但沒有效孔子說的“請從而后”來高度評價顏子的坐忘境界。第90則先是認為“顏淵坐忘，所至卓絕”，拿《成唯識論》驗證一番以后，結論卻是“顏淵始證初地，后證三地”，末尾還對“眾人以佛法說孔、顏事，往往奢言無限，不相剴切”批評了一通，因為坐忘并未達致四地——“微細我見煩惱永滅者，四位置也”[xliii]。僅就這兩則資料看，《菿漢微言》一則以佛解儒，坐忘天然算不上最年夜成績；二則莊子出席，莊子與顏子沒有對接起來，與“莊子即儒家”議題另有極年夜的距離。
實際上，《菿漢微言》是章太炎論“莊子即儒家”由消極評論者到積極參與者的過渡環節，感化不成低估。比擬之下，《菿漢昌言》論坐忘，雖然留下佛學的痕跡，但氣象煥然一新、今非昔比。前文所述之外，《經言一》有云：“老以詔孔，其所就為無我；孔以詔顏，其所就為低廉甜頭。”[xliv]仿此，我們認為章太炎接著會說：“顏以詔莊，其所就為坐忘。”《經言一》又把坐忘與靜坐勾連在一塊，并云：“《曲禮》曰：‘坐如尸。’凡人不習止觀，坐至一兩刻許，不昏沉即妄念，昏沉者四體弛，妄念者容止變，安能如尸也！故知靜坐乃禮家恒教，何容咤為異術？”[xlv]藉此靜坐、坐忘的禮家（儒家）本領，章太炎切斷了儒家人物被予以道家化敘事（從屬于儒道互補）的思緒，成績了其論“莊子即儒家”的畫龍點睛之筆——“莊生傳顏氏之儒”。
“莊生傳顏氏之儒”意味著：顏子一系儒學由莊子傳承，莊子是包養意思顏氏之儒的傳人。傳顏氏之儒的莊子當然是儒家，而不是道家；坐忘不是道家的本領，而是儒家的至境。或許說，傳顏氏之儒那個時期的莊子必定是儒家，即便他后來成了道家；但這同樣得承認莊子當時是以儒家成分，把顏子坐忘的功夫與境界記載并傳承了下來。“莊子即儒家”議題分歧于、并獨立于人們習以為常的儒道互補之思，不是儒道互補之思所能范圍[xlvi]，而是具有獨特的思惟史內涵，同時理應獲得本身的思惟史位置。
四、不罵本師
《章太炎年譜長編（增訂本）》記述：1935年9月16日，章氏國學講習會正式開講，會址設在蘇州錦帆路50號，“以研討固有文明、培養國學人才為主旨”；此中有《諸子學略說》上、下篇，王乘六（1894—1980）等人記錄，刊于《章氏國學講習會講演記錄》第7、8期[xlvii]。據《太炎文錄續編》卷首插頁[xlviii]、《章太炎學術年譜》[xlix]以及本文征引的《章太炎：在蘇州國學講習會的講稿》，《諸子學略說》當作《諸子略說》。
《國學講習會講演記錄》第4章《諸子略說》指出：
絕四之說，人我、法我俱盡。“若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者，亦除法我執矣。此等自得之語，孔、顏之后，無第三人能道（佛、莊不論）。[l]
子思作《中庸》，孟子作七篇，皆論學而及政治者也。子思、孟子既進天趣，若不轉身，必不克不及到孔、顏之地，惟莊子為得顏子之意耳。[li]
然則論自得之處，孟子最優，子思次之，而皆在天趣。荀子專主人事，不務超越人格，則但有人趣……至于孔、顏一路，非惟漢儒不克不及及，即子思、孟子亦未能步趨，蓋逖乎遠爾。[lii]
《莊子》書中，自老子而外，最推許顏子，于孔子另有微辭，于顏子則從無貶語。[liii]
後面三段話包括先秦儒學傳承的兩條路線：一條是作為主流見解的“孔子（→曾子）→子思→孟子”，另一條是作為章太炎觀點的“孔子→顏子→莊子”。第四段話是對1922年《國學概論》的溫故知新。傳承之旅上“惟莊子為得顏子之意耳”，《莊子》書中“最推許顏子”，加上“超越人格而不克不及斷滅，此之謂天趣”[liv]的說明，它們相得益彰、彼此聲援，均是為了否棄主流見解，讓“既竭吾才，若有所立卓爾。雖欲從包養dcard之，末由也已”（《論語》9·11）的顏子成為居于子思、孟子之上的先秦儒學傳承者甚至集年夜成者，進而坐實莊子傳顏氏之儒，傳的是孔門最優異的德性一科。
就“莊子即儒家”議題而言，韓愈之后，蘇軾（1037—1101）成為第二推手。其《莊子祠堂記》說道：“余以為莊子蓋助孔子者……故莊子之言，皆實予，而文不予，陽擠而陰助之，其正言蓋無幾。”[lv]蘇軾把莊子看作“陰奉陽違”的儒家，但《莊子祠堂記》又云：“然余嘗疑《盜跖》《漁父包養軟體》，則若真詆孔子者。”[lvi]
《國學講習會講演記錄·諸子略說》指出：
雜篇有孔子見盜跖及漁父事，東坡以為此二篇當刪。其實《漁父篇》未為嘲弄之言，《盜跖篇》亦有微意在也。七國儒者，皆托孔子之說以糊口，莊子欲罵倒此輩，不得不毀及孔子，此與禪宗呵佛罵祖類似。禪宗雖呵佛罵祖，于本師則無不敬之言。莊子雖嘲弄孔子，然不及顏子，其事正同。禪宗所以呵佛罵祖者，各派持論，均有根據，非根據佛即根據祖，如用尋常駁辨，未必有取勝之道，不得已而呵佛罵祖耳。孔子之徒，顏子最高，平生從未服官，無七國游說之風。自子貢開游說之端，子路、冉有皆以從政終其身。于是七國時官吏游說之士，多以孔子為依歸，卻不克不及依傍顏子，故莊子獨稱之也。東坡生于宋代，已見佛家呵佛罵祖之風，不知何故不明此理，而謂此二篇當刪往也。[lvii]
章太炎不贊成蘇軾刪往《漁父》《盜跖》，而是認為它們與禪宗呵佛罵祖類似。由蘇軾出發，并包養故事把莊子罵孔子視作呵佛罵祖，這一比擬可以焦竑（1540—1620）的《讀莊子七則》為代表：
史遷言莊子詆訾孔子，世儒率隨聲和之，獨蘇子瞻謂其實予而文不予，尊孔子者無如莊子。噫！子瞻之論，蓋得其髓矣。然世儒往往牽于文而莫造其實，亦惡知子瞻之所謂乎！何者？世儒之所執者，孔子之跡也，其糟魄也；而莊子之所論者，其精也……釋氏之論詶恩者，必訶佛詈祖之人。夫以訶佛詈祖為詶恩，則皈依贊嘆者為倍德矣。又孰知夫訶與詈者，為皈依贊嘆之至也！否則，秦佚之吊，嘗非老聃矣；栗林之游，又嘗自非矣，而亦謂詆訾聃、周也，可乎？[lviii]
你要對釋教感恩，就得訶佛詈祖。罵得越厲害，感恩越徹底。訶、詈之至，是皈依、贊嘆之至。焦竑貫徹蘇軾“實予文不予，陽擠陰助之”的思緒，認為《漁父》《盜跖》兩篇不是真要詆毀孔子，而是訶佛詈祖以酬恩，“尊孔子者無如莊子”。
莊子罵孔子，有似禪宗呵佛罵祖，此乃章太炎與焦竑之同。《諸子略說》又云：“惟所謂儒者乃當時之儒，非周公、孔子也。其譏彈孔子者，凡以便取持論，非出本意，猶禪宗之呵佛罵祖耳。”[lix]弦外之音，莊子罵的不是孔子，而是罵假托孔子之說以糊口的七國儒者。“于本師則無不敬之言”，則是章太炎與焦竑之異。祖師可罵，所以《莊子》對孔子另有微辭；本師不成罵，所以《莊子》對顏子從無貶語。章太炎凸起本師一義，旨在夯實他暮年一向堅持的“莊生傳顏氏之儒”，亦即莊子是傳承顏氏一系儒學的傳人；又由戰國游士“多以孔子為依歸，卻不克不及依傍顏子，故莊子獨稱之也”，重在凸顯莊子以顏子為師的根據不是世俗政治，而是內在超出的德性。
莊子盡管以顏子為本師，但并未沿著儒家的精力標的目的一路走下來。從莊子的思惟尋求看，《國學概論》認為：不受拘束、同等是莊子的最基礎主張[lx]。《諸子略說》指出：“……逍遙者，不受拘束之義；齊物者，同等之旨。”“必也一切都空，才得真不受拘束，故后文有外全國，外物之論，此乃不受拘束之極至也。”“莊子以為至乎其極，必也泯絕長短，方可謂之同等耳。”[lxi]從莊子與老子的關系看，《國學概論》嘗言：“莊子自以為和老子分歧，《全國篇》是偏于孔子的。但莊子的最基礎學說，和老子相往不遠。”[lxii]《諸子略說》亦云：《莊子》是“自老子而外”，方“最推許顏子”[lxiii]。在章太炎看來，莊子有其最基礎主張，且與老子相往不遠，因此還是“中途而廢”的儒家。
五、“章太炎曾有此說”
以上一一分疏了章太炎論“莊子即儒家”的五種文獻：第一種是1906年發表的《論諸子學》，第二種是1908年發表的《與人論國學書》，第三種是1922年講演并出書的《國學概論·哲學之派別》，第四種是成書于20世紀20年月后期至30年月初期的《菿漢昌言·經言一》，第五種是1935年講演并發表的《國學講習會講演記錄·諸子略說》。
就“莊子即儒家”議題而言，早年章太炎尚屬消極評論者，暮年章太炎已成積極參與者。他暮年始終把莊子當作“中途而廢”的儒家——此乃與韓愈之同，甚至把莊子當作“陰奉陽違”的儒家——此乃與蘇軾之同，卻從未把莊子當作“徹頭徹尾”的儒家——此乃與第三推手覺浪道盛（1592—1659）及其《正莊為堯孔真孤》之異[lxiv]。從現代莊學史看，“莊生傳顏氏之儒”這一畫龍點睛之筆的影響最年夜。
郭沫若（1892—1978）1944年9月寫成的《莊子的批評》（支出《十批評書》）指出：
韓愈疑莊子本是儒家。出于田子方之門，則僅據《外篇》有《田子方篇》以為說，這是武斷。我懷疑他本是“顏氏之儒”，書中征引顏回與孔子的對話良多，並且差未幾都是很關緊要的話，以前的人大略把它們當成“寓言”便疏忽過往了。那是根據后來所完成了的正統派的儒家觀念所下的判斷，事實上在孔門初一二代，儒家并不是那么純正的，而儒家八派之中，過半數以上是已經完整消滅了。[lxv]
《莊子》書中雖然良多處所在微薄儒家，如像《雜篇》中的《盜跖》、《漁父》兩篇更在痛罵孔子，但那些都是后包養網單次學者的呵佛罵祖的游戲文字，而認真稱贊儒或孔子的處所，則很是嚴肅。[lxvi]
莊子是從顏氏之儒出來的，但他就和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而卒于“背周道而用夏政”一樣（《淮南·要略》），本身也成立了一個宗派。[lxvii]
讀完下面三段話，不熟習郭沫若的人能夠會說：這不是章太炎講的嗎？在“我懷疑他本是‘顏氏之儒’”之下，郭沫若自注：“章太炎曾有此說，曾于坊間所傳《章太炎師長教師白話文》一書中見之。”[lxviii]這個自注有點簡單（從現代學術規范看），甚至疑點重重（當另文詳論）[lxix]，但足以說明：郭沫若從顏氏之儒切進并展開“莊子即儒家”議題，章太炎是其功不成沒的第一引路人。
1958年，李泰棻（1896—1972）出書《老莊包養ptt研討》。該書下卷《莊子研討》引過郭沫若“我懷疑他本是‘顏氏之儒’”那段話[lxx]，又寫道：“……韓愈據《田子方篇》為說，疑周系儒家，出于子夏之門；姚鼐擁護其說（見《莊子章義·序》）。章實齋亦同（《文史通義·經解》）。章太炎疑系顏氏之儒，郭沫若擁護其說（見《十批評書》一八七頁）。”“章氏辯其非出于子夏之門之說固是，但包養sd認為莊周系顏氏之儒者更非。我認為他并不是顏氏之儒。”[lxxi]李泰棻依據《章氏叢書·別錄》[lxxii]，認可章太炎對于莊子出子夏之門的批評。這里說的《章氏叢書·別錄》，亦即《太炎文錄初編》別錄卷2《與人論國學書》。李泰棻批評章太炎提出的莊周系顏氏之儒，但并未出具第一手文獻，而是轉引自《十批評書》。這是“章太炎曾有此說”由郭沫若傳承下來的顯著例證。
1960年，鐘泰（1888—1979）寫的《莊子發微序》有云：
予向亦嘗以為莊子殆兼孔、老包養女人兩家之傳，及今思之，是猶難免影響之見。莊子之學，蓋實淵源自孔子，而尤于孔子之門顏子之學為獨契，故其書中顏子之言既屢見紛歧，而若“心齋”，若“坐忘”，若“亦步亦趨”，“奔軼絕塵，瞠若乎后”如此，皆深微精煉不見于他書。非莊子嘗有所聞，即何從而識之？更何得言之親切這般？故竊謂莊子為孔門顏子一派之傳，與孟子之傳自曾子一派者，雖同時不相聞，而學則足以并峙。[lxxiii]
20世紀60年月初期，鐘泰、李泰棻同在東北文史研討所講國學[lxxiv]。從“莊子即儒家”議題看，李泰棻屬于消極評論者，反復提到“章太炎曾有此說”；鐘泰屬于積極參與者，並且是“莊子本顏氏之儒”的集年夜成者，卻閉口不談章太炎、郭沫若。鐘泰寫《莊子發微》不引近人之說，暗裡里卻時有點評。“文革”前夜，《莊子發微》由東北文史研討所出資影印200冊。據李吉奎回憶：“書中序文是鐘老親筆寫的，在定底稿上，他指給我看，某句是有所指的。說這句話，大要包養價格是讓后人知其本意天良。”[lxxv]其時，《十批評書》一版重版，郭沫若如日中天。鐘泰長期研討《莊子》，豈能抑制得住讀《莊子的批評》的沖動？即使讀后不以為然，卻附帶了解或許加倍了解了章太炎，當是道理中事。所以，“章太炎曾有此說”由郭沫若傳承下來的隱微例證，有能夠正在“某句是有所指的”之中。
回到章太炎與“莊子即儒家”議題。成書于1910年月中期的《菿漢微言》第74則有段話，可以窺測章太炎由消極評論者轉變為積極參與者的某種心跡：
喻以此土成事，如孔子所言著在《論語》，而深美之說翻在莊周書中。莊周述孔，容有寓言，但是頻煩數見，必非無因，則知孔氏緒言遺教，辭旨閎簡，莊生乃為敷暢其文。總紕于彼，而成文于此，事所宜有。子曰“六十而耳順”，明為自說階位之言，而耳順云何，莫知其審。莊周述之則曰：“聽止于耳，心止于符。”“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鳴而當律，言而當法，利義陳乎前，而好惡長短直服人之口罷了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蘁，立定全國之定。”耳順之旨竟然可明。[lxxvi]
《論語·為政》的“六十而耳順”（2·4），《莊子·人間世》的“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于耳，心止于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lxxvii]，都是孔子說的話。把它們勾連起來，心齋便是耳順之旨。再由“孔子所言著在《論語》，而深美之說翻在莊周書中”，可知“莊周述孔”成為章太炎新的問題意識，與過往“以佛解莊”[lxxviii]有所分歧。加上後面討論過的第75、90則，《菿漢微言》論孔子、顏子，論心齋、坐忘，論“莊周述孔”，仿佛已為后來的“莊生傳顏氏之儒”埋下伏筆。一旦章太炎成為“莊子即儒家”議題的積極參與者，這一切就會由量變到質變，脫胎換骨地孕育“莊生傳顏氏之儒”的畫龍點睛之筆。
崔年夜華（1938—2013）認為：康有為（1858—1927）的《萬木草堂口說》、譚嗣同（1865—1898）的《北游訪學記》、梁啟超（1873—1929）的《論支那宗教改造》均支撐韓愈首倡的莊子出子夏之門的說法，而章太炎講“莊生傳顏氏之儒”，目標在于顯示他與改進派的周全對立[lxxix]。順此思緒，章太炎與康有為的對立還體現為：“百日維新”掉包養sd敗之后的幾年，康有為把《論語》《禮運》《中庸》《孟子》當作“新四書”[lxxx]，殫精竭慮地作注；1930年月，章太炎把《孝經》《年夜學》《儒行》《喪服》當作“新四經”[lxxxi]，不遺余力地宣揚。
“五四”新文明運動以降，打垮孔家店、劇烈反傳統成為時代潮水。當年叱咤風云的改進派、反動派風光不再，包養金額不少人從政治型思惟家變身為思惟型學者，其文明社會任務的政治含量劇減，文明學術任務的社會含量日增。梁啟超1920年以《清代學術概論》完成自我轉型[lxxxii]，章太炎年夜講國學以維系神州慧命[lxxxiii]。1922年的《國學概論》第5章為《結論——國學之進步》，章太炎提出經學“以比類知原求進步”、哲學“以直觀自得求進步”、文學“以發情止義求進步”[lxxxiv]。1934年2月9日，章太炎手書《論以后國學進步》的題詞：“一，經學以明條例求進步；二，史學以知比類求進步；三，哲學以直觀自得求進步；四，文學以發情止義求進步。”[lxxxv]章太炎暮年藉助聽者云集的國學講座，積極參與“莊子即儒家”議題，反復講“莊生傳顏氏之儒”，飽含反彈時尚、情深古典的苦心孤詣，亦是其精力文明性命的自畫像——心齋乃六十耳順之功夫、坐忘乃七十不逾矩之境界。
時至本日，“莊子即儒家”議題一則年夜多數人聞所未聞，二則消極評論者占絕對優勢。它看起來是可愛而不成信的思惟史八卦，其實是本身具有獨特內涵的思惟史議題，頗為值得現代莊學、儒學（尤其是孟學）研討聯一起配合戰，輯錄其文獻資料，理清其發展線索，敞開其思惟含義，喚醒其時代訴求。我們把章太炎的相關論述摘錄出來并略作探討[lxxxvi]，就是為了不再犯“以前的人大略把它們當成‘寓言’便疏忽過往了”（前引郭沫若語）的過錯，進而使得“莊子即儒家”議題逐漸能被人們熟習、懂得甚至認可。
注釋：
[i] 章太炎生于農歷1868年十一月三旬日，系公歷1869年1月12日。年譜常用農歷，其他著作通行公歷。
[ii] 1906年是黃帝紀元4603年，而非604年。這一筆誤，湯志鈞一向未予更正。參見湯志鈞編：《章太炎年譜長編》上冊，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216頁；湯志鈞編：《章太炎年譜長編（增訂本）》上冊，中華書局2013年版，第125頁。筆誤能否源自秀光社付梓本，待考。
[iii] 湯志鈞編：《章太炎年譜長編（增訂本）》上冊，第125頁。
[iv] 朱維錚、姜義華編注：《章太炎選集（注釋本）》，上海國民出書社1981年版，第371頁。
[v]《韓愈選集》文集卷4，[唐]韓愈著，錢仲聯、馬茂元校點：《韓愈選集》，上海古籍出書社1997年版，第212頁。
[vi] 高平叔編：《蔡元培選集》第2卷，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29頁。
[vii] 湯志鈞編：《章太炎年譜長編（增訂本）》上冊，第146頁。
[viii] 本社編：《章太炎選集》第4冊，上海國民出書社1985年版，第354頁。按，個別標點符號略有校改。
[ix] [清]章學誠著、葉瑛校注：《文史通義校注》上冊，中華書局1994年版，第93—94頁。按，個別標點符號略有校改。
[x] [清]章學誠著、葉瑛校注：《文史通義校注》下冊，第1021頁。
[xi] 參見湯志鈞編：《章太炎年譜長編（增訂本）》上冊，第138頁。
[xii] 湯志鈞編：《章太炎年譜長編（增訂本）》上冊，第399頁。按，個別標點符號略有校改。
[xiii] 湯志鈞編：《章太炎年譜長編（增訂本）》上冊，第397頁。
[xiv] 曹聚仁：包養網推薦《中國學術思惟史隨筆》，三聯書店1986年版，第3頁。
[xv] 章太炎講演、曹聚仁收拾：《國學概論》，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35頁。按，個別標點符號略有校改。
[xvi] 此種序號注釋，以楊伯峻譯注的《論語譯注》（中華書局1980年第2版）為據，下同。
[xvii] 參見崔年夜華：《莊學研討》，國民出書社1992年版，第347—349頁。按，該書以“次”表述欠妥，我們改用“場景/個”表述。
[xviii] 湯志鈞編：《章太炎政論選集》上冊，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109—110頁。
[xix] 參見朱維錚校點：《訄書初刻本》，本社編：《章太炎選集》第3冊，上海國民出書社1984年版，第7—8頁。
[xx] 朱維錚校點：《訄書重訂本》，本社編：《章太炎選集》第3冊，第135頁。
[xxi] 參見章太炎講演、曹聚仁收拾：《國學概論》，第39頁。
[xxii]《韓愈選集》文集卷4，[唐]韓愈著，錢仲聯、馬茂元校點：《韓愈選集》，第212頁。
[xxiii] 章太炎講演、曹聚仁收拾：《國學概論》，第35頁。
[xxiv] 章太炎講演、曹聚仁收拾：《國學概論》，第37頁。
[xxv] 菿，有年夜、明二義，音dào；章太炎讀倬，音zhuō。1915年10月21日，章太炎致函夫人湯國梨：“吾寓稱菿漢章寓，菿字音倬。”（湯國梨編次：《章太炎師長教師家書》，上海古籍出書社1985年版，第81頁之二。按，引文為引者釋讀并加標點符號）菿，若何讀音？虞云國轉述朱維錚之說：“蒙復旦年夜學朱維錚傳授轉告：太炎門人與家人皆讀為zhuō，始使未能親炙太炎的后代學人確知其讀音。”（《本書說明》，章太炎著、虞云國標點收拾：《菿漢三言》，遼寧教導出書社2000年版，第3頁）
[xxvi] 章太炎還有《菿漢閑話》一篇（參見《太炎文錄續編》卷1，本社編：《章太炎選集》第5冊，上海國民出書社1985年版，第106—114頁）。
[xxvii] 參見湯志鈞編：《章太炎年譜長編（增訂本）》上冊，第544頁。
[xxviii] 參見《本書說明》，章太炎著、虞云國標點收拾：《菿漢三言》，第1—2頁；《媒介》，章太炎著、虞云國校點：《菿漢三言》，上海書店出書社2011年版，第2頁。
[xxix] 黃侃著、黃延祖重輯：《黃侃日記》下冊，中華書局2007年版，第711頁。按，書名號為引者所加，下同。
[xxx] 參見章太炎著、虞云國標點收拾：《菿漢三言》，第108—109頁。
[xxxi] 馬勇編《章太炎書信集》（河北國民出書社2003年版）收《與黃侃（25通）》（第194—216頁），惜無章太炎詢問《菿漢昌言》在黃侃之處一通。
[xxxii] 黃侃著、黃延祖重輯：《黃侃日記》下冊，第711、713頁。
[xxxiii] 章太炎著、虞云國標點收拾：《菿漢三言》，第69—70頁。
[xxxiv] [清]郭慶藩輯、王孝魚收拾：《莊子集釋》包養網心得第3冊，中華書局1961年版，第706—707頁。
[xxxv] 參見[清]郭慶藩輯、王孝魚收拾：《莊子集釋》第1冊，第284—285頁。
[xxxvi] [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下冊，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1626頁中欄。
[xxxvii] 參見[西漢]揚雄撰、韓敬注：《法言注》，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22頁。
[xxxviii] 此種序號注釋，以楊伯峻譯注的《孟子譯注》（中華書局2010年第3版）為據。
[xxxix]《菿漢昌言·經言一》云：“低廉甜頭有二：斷人我見，則煩惱障盡，故人不勝其憂而顏子自不改其樂；斷法我見，則所知障盡，于是離于見相。”（章太炎著、虞云國標點收拾：《菿漢三言》，第69頁）
包養網評價[xl] 參見楊海文：《“互文”與“互動”：儒道關系新論》，《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6期，第48—49頁；楊海文：《化蛹成蝶——中國哲學史方式論斷想》，齊魯書社2014年版，第157—158頁。
[xli] 參見湯志鈞編包養軟體：《章太炎年譜長編（增訂本）》上冊，第296頁。
[xlii] 章太炎著、虞云國標點收拾：《菿漢三言》，第28—29頁。
[xliii] 參見章太炎著、虞云國標點收拾：《菿漢三言》，第33頁。
[xliv] 章太炎著、虞云國標點收拾：《菿漢三言》，第68頁。
[xlv] 章太炎著、虞云國標點收拾：《菿漢三言》，第70頁。按，《禮記·曲禮上》：“若夫坐如尸，立如齊……”（[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上冊，第1230頁下欄）“如尸”意即直而不曲；“如齊”意即不擺佈長短，坐端立正，不歪不斜。
[xlvi] 打個能近取譬的比喻：儒道互補之思是包養網dcard統戰部思維，“莊子即儒家”議題是組織部思維，當然它們均是宣傳部思維。
[xlvii] 參見湯志鈞編：《章太炎年譜長編（增訂本）》上冊，第554、559頁。
[xlviii] 《章太炎選集》第5冊卷首有一插頁影印《太炎師長教師講演記錄五種》的sd包養包養情婦廣告，第四種是《諸子略說》。
[xlix] 參見姚奠中、董國炎：《章太炎學術年譜》，山西古籍出書社1996年版，第475頁。
[l] 章太炎著、楊佩昌收拾：《章太炎：在蘇州國學講習會的講稿》，中國畫報出書社2010年版，第187頁。按，個別標點符號略有校改。
[li] 章太炎著、楊佩昌收拾：《章太炎：在蘇州國學講習會的講稿》，第187—188頁。
[lii] 章太炎著、楊佩昌收拾：《章太炎：在蘇州國學講習會的講稿》，第190頁。
[liii] 章太炎著、楊佩昌收拾：《章太炎：在蘇州國學講習會的講稿》，第209頁。
[liv] 參見章太炎著、楊佩昌收拾：《章太炎：在蘇州國學講習會的講稿》，第187頁。
[lv] 《蘇軾文集》卷11，[北宋]蘇軾著、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第2冊，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347頁。
[lvi] 《蘇軾文集》卷11，[北宋]蘇軾著、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第2冊，第348頁。按，個別標點符號略有校改。
[lvii] 章太炎著、楊佩昌收拾：《章太炎：在蘇州國學講習會的講稿》，第212頁。按，個別標點符號略有校改。
[lviii]《澹園集》卷22，[明]焦竑撰、李劍雄點校：《澹園集》上冊，中華書局199甜心花園9年版，第293頁。按，個別標點符號略有校改。
[lix] 章太炎著、楊佩昌收拾：《章太炎：在蘇州國學講習會的講稿》，第213頁。
[lx] 參見章太炎講演、曹聚仁收拾：《國學概論》，第37—38頁。
[lxi] 章太炎著、楊佩昌收拾：《章太炎：在蘇州國學講習會的講稿》，第210頁。
[lxii] 章太炎講演、曹聚仁收拾：《國學概論》，第37頁。
[lxiii] 參見章太炎著、楊佩昌收拾：《章太炎：在蘇州國學講習會的講稿》，第209頁。
[lxiv] 參見[明]覺浪道盛：《天界覺浪盛禪師全錄》卷30，藍吉富主編：《禪宗全書》第59冊，北京圖書館出書社2004年版，第729—730頁。按，筆者擬對韓愈、蘇軾、覺浪道盛與“莊子即儒家”議題進行深刻探討，這里只是粗略言之。
[lxv] 郭沫若：《十批評書》，東方出書社1996年版，第194頁。
[lxvi] 郭沫若：《十批評書》，第194—195頁。
[lxvii] 郭沫若：《十批評書》，第201頁。
[lxviii] 郭沫若：《十批評書》，第194頁。
[lxix] 詳細討論，參見楊海文：《莊子本顏氏之儒：郭沫若“自注”的思惟史本相》，《江蘇行政學院學報》2016年第3期，第24—29頁。
[lxx] 參見李泰棻：《老莊研討》，國民出書社1958年版，第149頁。
[lxxi] 李泰棻：《老莊研討》，第181—182、182頁。
[lxxii] 參見李泰棻：《老莊研討》，第182頁。
[lxxiii] 鐘泰：《莊子發微》，上海古籍出書社1988年版，第2—3頁。
[lxxiv] 參見黃中業、孫玉良：《共和國教導史上的國學書院式學府——東北文史研討所述要》，《社會科學戰線》2015年第1期，第78—80頁。
[lxxv包養感情] 李吉奎：《我師鐘泰》，《羊城晚報》2015年8月27日，B3版。
[lxxvi] 章太炎著、虞云國標點收拾：《菿漢三言》，第28頁。按，個別標點符號略有校改。《莊子·寓言》：“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清]郭慶藩輯、王孝魚收拾：《莊子集釋》第4冊，第952頁）《莊子·則陽》：“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于是之而卒詘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同上書，第905頁）
[lxxvii] 參見[清]郭慶藩輯、王孝魚收拾：《莊子集釋》第1冊，第147頁。
[lxxviii] 章太炎早年以《齊物論釋》名家。梁啟超嘗言：“炳麟用佛學解老莊，極有理致，所著《齊物論釋》，雖間有牽合處，然確能為研討莊子哲學者開一新國土。”（氏著：《清代學術概論》，東方出書社1996年版，第86—87頁）又云：“章太炎的《齊物論釋》，是他生平極專心的著作，專引佛家法相宗學說比附莊旨,可謂石破天驚。至于能否即《莊子》原意，只好憑大家領會罷。”（氏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東方出書社1996年版，第287頁）《齊物論釋》言莊子：“又其所志本在內圣外王，哀生平易近之無拯，念刑政之苛殘，必令世無工宰，見無文野，人各自立之謂王，智無留礙然后圣，自非順時利見，示見白衣，何能果此愿哉。”（王仲犖校點：《齊物論釋》，本社編：《章太炎選集》第6冊，上海國民出書社1986年版，第57頁）這段文字，《齊物論釋定本》也年夜致雷同（王仲犖校點：《齊物論釋定本》，本社編：《章太炎選集》第6冊，第119—120頁）。這里所謂“內圣”，意即自度；所謂“外王”，意即度他。質言之，章太炎是以佛解莊。
[lxxix] 參見崔年夜華：《莊學研討》，第346頁注①。
[lxxx] 康有為曾注解《年夜學》，但註釋已佚，僅存序文，可見歷史影響不年夜。《康有為選集》據現躲臺灣中心研討院近代史所的手稿，發布康有為1902年8月（光緒二十八年七月）寫于印度年夜吉嶺的短文《〈年夜學注〉序》。序文說道：“戊戌之難，舊注盡掉，逋亡多暇，補寫舊義。”編者寫的題注指出：“此文又載《不忍》雜志第六冊（1913年7月出書），內容較手稿有增益包養留言板。今據手稿點校，與《不忍》本互校。”（康有為撰，姜義華、張榮華編校：《康有為選集》第6集，中國國民年夜學出書社2007年版，第355頁）以上資料承蒙康有為研討專家、中山年夜學哲學系馬永康師長教師告訴，特此致謝。另，有關康有為對于《年夜學》的基礎見解，參見馬永康：《康有為論〈年夜學〉》，《現代哲學》2016年第2期，第118—123頁。
[lxxxi] 章太炎寫于1933年1月的《國學會會刊宣言》有云：“于是范以四經而表以二賢，四經者謂《孝經》、《年夜學》、《儒行》、《喪服》，二賢者則范、顧二公。”（《太炎文錄續編》卷3上，本社編：《章太炎選集》第5冊，第158頁）
[lxxxii] 參見楊海文、毛克明：《從“政治型思惟家”到“思惟型學者”：梁啟超1920年的成分嬗變》，《現代哲學》2002年第4期，第57—65頁。
[lxxxiii] 章太炎去世后，魯迅寫的《關于太炎師長教師二三事》有言：“……太炎師長教師雖先前也以反動家現身，后來卻退居于寧靜的學者，用本身所手造的和別人所幫造的墻，和時代隔絕了。”“一九三三年刻《章氏叢書續編》于北平，所收未幾，而更純謹，且不取舊作，當然也無斗爭之作，師長教師遂身衣學術的華袞，粹然成為儒宗，執贄愿為門生者綦眾，至于倉皇制‘同門錄’成冊。”（氏著：《且介亭雜文末編》，國民文學出書社1973年版，第67、69頁）“五四”健將魯迅其實并不睬解他過往的老師章太炎。
[lxxxiv] 參見章太炎講演、曹聚仁收拾：《國學概論》，第76頁。
[lxxxv] 湯志鈞編：《章太炎年譜長編（增訂本）》上冊，第545頁。該書原闕“二，”，引者據辭意補充。按，《章太炎選集》第5冊卷首有該題詞的手跡影印件，編者把“后”誤釋為“張”。有論者亦把“條例”誤釋為“修偽”（參見蔣國保：《章太炎國學觀述評》，《孔子研討》2012年第4期，第87頁）。
[lxxxvi] 細讀章太炎暮年論“莊子即儒家”的三種包養價格ptt文獻，我們發現：涉案內容著墨未幾，只是《國學概論·哲學之派別》《菿漢昌言·經言一》《國學講習會講演記錄·諸子略說》的一小塊，但都置于講儒家而不是講道家的部門。章太炎講包養違法儒家，時刻想到莊子，這是因為他認定莊子是傳承顏子一系儒學的傳人。章太炎娓娓道來，但未環環相扣；我們斷章取義，卻得瞻前顧后。“莊子即儒家”議題的研討難度，由此可見一斑。別的，從章太炎整個的莊學看，以佛解莊是顯著特點，但“莊子即儒家”議題畢竟與它是什么關系，這一最基礎問題只能留待日后再思。
責任編輯：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