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詮釋與儒學演進

——以“攻乎異端”章的詮釋史為例

作者:肖永明(湖南年夜學岳包養甜心麓書院博士生導師)

           張建坤(湖南年夜學岳麓書院)

來源:《湖南年夜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1期

時間: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蒲月廿九日辛巳

          耶穌2017年6月23日

  

內容撮要:《論語·為政》“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因首論“異端”而為傳統儒者所重視。尤其是宋代以來,伴隨著儒學的理論拓展和歷史演進,“異端”相應地被眾多學者賦予了他技、大道、諸子百家、佛老、異己者、兩端等內涵,其疆界逐漸擴展,直至sd包養以“異端”指稱與儒家邪道相左的一切思惟學術形態。透過歷代學者的詮釋,我們可以看到儒學演進的脈絡與軌跡。同時,從歷代儒者的詮釋中還可以看到,此章所蘊含的儒學發展觀念也獲得了多方面的展開。有的學者劇烈地排擠“異端”,有的學者溫和地對待“異端”,否認對“異端”的批評,甚至確定“異端”存在的價值。在他們的詮釋、闡發中蘊含了對儒學發展方法的分歧思慮。

 

關鍵詞:《論語》/異端/正統/經典詮釋/儒學演進

 

標題注釋:國家社科基金嚴重項目:“中國‘四書’學史”(13&ZD060)。

 

《論語·為政》篇載孔子之言:“攻乎異端,斯害也已。”①自漢代開始,以此章“異端”為焦點的詮釋甚多。年夜體而言,歷代歧解,均以若何對待“異端”為焦點;以“正統”為基準,強調“異端”之害,可以說是其主流原則。當然,此中又存在明顯差異。從詮釋面向來看,重要有三個方面:其一,是訓“攻”為“治”,以“斯”指代學習異端,視“已”為虛詞,認為學習、專攻異端是無害的,因此反對士人學習異端;其二,是訓“攻”為“擊”“辟”等,或以“斯”指代異端而視“已”為虛詞,或以“斯”指代攻擊異端而訓“已”為“止”,認為應攻擊消滅異端以防止異端之害包養站長;其三,是訓“攻”為“擊”“辟”等,以“斯”指代攻擊異端,視“已”為虛詞,反對攻擊異端惹起更年夜的禍害,而主張昌明儒學則異端自不克不及為害。以時間為縱軸看,歷代學者對“異包養感情端”的詮釋,又有他技、大道、諸子百家、佛老、異己者、兩端等,其疆界逐漸擴展,直至以“異端”指稱與儒家邪道相左的一切思惟學術形態;相應的包養ptt“正統”則特化為儒家邪道,甚至程朱之學。

 

對“攻乎異端”章詮釋史的梳理,有助于清楚《論語》詮釋與分歧時代的文明環境、學術風尚以及詮釋者個人的學術旨趣、學術理念之間的關系,在儒學演進的整體脈絡中懂得經典意義的天生,懂得歷代詮釋中的時代內涵。

 

一、將此章詮解為反對學習異端:歷代“異端”內涵的變化與儒學演進

 

至西漢,先秦時期關于《論語》的授受及其詮解,時人已不甚明白;而兩漢《論語》傳本、注本雖眾,今亦多不存。②相應地,兩漢儒者對于“攻乎異端”章的詮釋,我們難以獲知。不過,東漢初年的經學家范升對此章的援用,或許可以幫助我們清楚漢儒對此章的懂得。據載,光武帝建武四年(公元28年),范升視《左氏年齡》為異端,反對韓歆、許淑等意圖置《左氏》博士,他說:“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愿陛下疑先帝之所疑,信先帝之所信,以示反本,明不專己。全國之事所以異者,以紛歧本也。……《五經》之本,自孔子始,謹奏《左氏》之掉凡十四事。”③這里,范升是將“異端”與“本”對立了起來。所謂的“本”,即與孔子有明確淵源的儒學正統,也就是今文經學;而《左氏》“不祖孔子,而出于丘明,師徒相傳,又無其人,且非先帝所存”④,范升天然要將之排擠在經典詮釋的體系之外,反對儒生們學習它。這種以《左傳》為中間的今、古文之爭,實乃對經典詮釋權威的爭奪,代表了兩漢今文經學家排擠古文經學,以壟斷經典詮釋權的價值取向。

 

假如說范升的懂得僅局限于經學之爭,那么何晏(公元?—249年)的詮釋則擴展了此章的意涵,他說:“攻,治也。善道有統,故甜心寶貝包養網殊途而同歸。異端,分歧歸者也。”⑤在這里,“善道”指儒家六經,“統”即“本”,也就是儒家圣人之道,在何晏看來,《詩》《書》《禮》《樂》雖教化路徑分歧,但同歸于儒家圣人之道;“異端”不本乎此,故旨趣分歧。這是將“異端”與“本”,也就正統儒學相對待的。不過,何晏又說:“雖學或得異端,未必能之道者也。”⑥在詮釋“雖大道,必有可觀者焉”時,何晏更指出,“大道,謂異端也”。⑦在這里,何晏不僅不排擠“異端”,反而認為“異端”有可取之處,所反應的是一種開放的心態。對此,學界多認為這才是何晏的真實思惟。何晏熱衷于根究玄理,在詮釋《論語》時也難免表現出以道釋儒的學術旨趣,“此處他就是借用老莊‘小年夜之辯’的事理來詮釋‘異端’。強調‘異端’雖‘小’但也‘可觀’,力圖對魏晉時期黨同伐異的風氣起到撥亂歸正的後果。此說明顯帶有其‘嚴重不忽小’的玄學顏色。”⑧盡管這般,何晏的這番詮解尚顯隱晦,他提出的“異端即大道”雖為后世諸多學者所繼承,但多被引申至強調異端之害。

 

南朝梁皇侃(公元488-545年)對何晏的詮釋作了進一個步驟的疏解:“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矣。’此章禁人雜學諸子百家之書也。攻,治也。前人謂學為治,故書史載人專經學問者,皆云治其書,治其經也。異端,謂雜書也。言人若不學六籍正典而雜學于諸子百家,此則為害之深,故云‘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矣’。‘斯害也已矣’者,為害之深也。”⑨這就很明確地詮釋了此章的具體內涵,即:學習諸子百家等雜書,這是無害的。唐代經學統一,皇《疏》為官方采用;宋初邢昺(公元932-1010年)《論語注疏》對此章的詮釋也與皇《疏》年夜體分歧。至多在宋學興起之前,“攻乎異端”章的內涵凡是被這般懂得。

 

但是,孔子所處的時代,尚未出現諸子蜂起、百家爭鳴的狀況,將“異端”詮釋為諸子百家等雜書,顯然分歧此章的歷史語境。但這種不顧歷史語境的詮釋傾向,到宋代又有了新的發展。當時,回應佛、老二氏的挑戰,復興儒學,已經成為儒家學者所面臨的時代課題。他們紛紛對此章義理進行疏解,以資對佛、老之學的排擠。程頤(公元1033-1107年)即闡發此章說:

 

子夏曰:“雖大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此言異端有可取,而非道之正也。⑩

 

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三,異端不與焉。一曰文章之學,二曰訓詁之學,三曰儒者之學。欲趨道,舍儒者之學不成。今之學者有三弊:一溺于文包養dcard章,二牽于訓詁,三惑于異端。茍無此三者,則將何歸?必趨于道矣。(1包養價格1)

 

顯然,他與前述漢唐古注的作者們在此章詮釋的面向上是分歧的,都以儒家之道為本位,反對研習大道異端。他們痛心腸看到,當時有不少儒家學者,為佛老之學中某些精致的理論結果所困惑,混雜了儒學與佛老之學的界線。在對本章的詮釋、發揮中,程頤強調,異端雖“有可取”卻偏離了儒家邪道,要彰顯儒家圣人之道,就必須擺脫異端之惑。這一闡發,反應了在佛老之學挑戰日益嚴重,新儒學的理論建構善待完美、儒學復興尚未完成的時代環境中,儒家學者對佛老之學的高度警戒與排擠。從中我們可以看到儒學與佛老之學的緊張與對立,體會到程頤內心的焦慮。

 

與程頤同時而稍后的有名學者、王安石的高足陳祥道(公元1053-1093年)對此章也有詮釋。他說:

 

全國之物,有本有末。本出于一端,立于兩。出于一則為同,立于兩則為異,故凡非先王之教者,皆曰“異端”也。……董仲舒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進。”此之謂知本者也。(12)

 

這一詮釋,安身于本末關系進行闡述,將相關的闡發上升到了必定的理論高度。但透過抽象的理論論證可以看到,其宗旨很明確,那就是以“先王之教”為標準進行權衡,“凡非先王之教者,皆曰異端也”。對待異真個態度也很堅決,他高度確定董仲舒“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進”之說,認為這般方可謂是深明學術之本。陳祥道是荊公學派的主要成員,從其對于異端之學的堅決態度,可以看到在《三經新義》頒于學官,荊公新學挾官學之威獨行于世、科場士子“咸宗其說”的歷史情境中,儒家學者對于儒家之外的各家學術加以排擠、克制、禁罷的事實。當時,荊公新學雖然獲得了官學位置,產生了很年夜影響,可是儒學復興的時代課題遠未完成,儒家學者很是需求借助其政治優勢,確立儒學在思惟學術界的壟斷位置,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文明政策天然獲得了他們的高度稱頌。

 

南宋時期,朱熹(公元1130-1200年)也承襲了皇侃、程頤等對“攻乎異端”的詮釋,認為“攻者,是講習之謂,非攻擊之攻”(13)“異端者,雜楊、墨、諸子百家而言之”(14)“范氏曰:‘……異端,非圣人之道,而別為一端,如楊、墨是也。其率全國至于無父無君,專治而欲精之,為害甚矣!’”(15)同時,朱熹對異端之學也持劇烈的排擠、批評態度,強調邪道與異端冰炭不洽、互為消長:“邪道、異端,如水火之相勝,彼盛則此衰,此強則彼弱。”(16)而在當時的具體歷史環境中,朱熹特別關注的,是具有較為精致的理論體系、對儒學產生最年夜威脅的佛學。他援用程頤之言說明了這一點:“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楊墨,尤為近理,所以其害為尤甚。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骎骎然進于此中矣。’”(17)就朱熹而言,他在本身思惟理論體系建構過程中對佛老之學的思惟資料與理論思維結果借鑒、汲取甚多,這是當時眾多儒家學者配合的學術取徑,是儒學更換新的資料、復興的必定選擇。但在此過程中,朱熹堅固堅持儒家的價值立場,從價值層面對佛老之學進行劇烈的批評,劃清與佛老之學的界線。從朱熹對“攻乎異端”的詮釋、發揮中,我們可以看到嚴格辨析儒佛之異、嚴防遭到佛學誘惑而沉淪此中,包養金額依然是許多儒家學者所關注的嚴重問題。字里行間,充滿著緊張感、警戒性。

 

但同時代陸九淵(公元1139-1193年)的詮釋則流露出耐人尋味的信息。他說:

 

當代類指佛老為異端。包養網ppt孔子時釋教未進中國,雖有老子,其說未著,卻指那個為異端?蓋包養犯法嗎異與同對,雖同師堯舜,而所學之端緒與堯舜分歧,便是異端,何止佛、老哉?有人問吾異端者,吾對曰:“子先理會得同底一端,則凡異此者,皆異端。”(18)

 

與程、朱分歧,陸九淵反對將孔子所言的“異端”與佛老之學直接聯系。不僅這般,他進一個步驟擴年夜了“異端”的范圍,將“所學之端緒與堯舜分歧”作為劃分“異端”的依據,“雖同師堯舜,而所學之端緒與堯舜分歧,便是異端,何止佛、老哉?”這就年夜年夜地擴年夜了“異端”的范圍,被納進此中的,已經遠不止佛老,而是同時也包含與之“同師堯舜”卻偏離堯舜之邪道的其他儒家學派。可是,陸九淵所懂得的“與堯舜分歧”或許“同”,判斷的標準又是什么?依照陸九淵的說法,在于本身“理會”,與此心之理分歧的天然就是“異端”。顯然,在陸九淵這里,學術的排他性更強了,不僅佛老之學、諸子百家,與其觀點、路徑分歧的其他儒家學派也同樣可以被貼上“異端”的標簽。南宋中期,儒學呈現出繁榮之勢,學派分化嚴重,分歧學派學者彼此質疑論辯,分歧思惟觀點劇烈交鋒。陸九淵對“異端”的詮釋就帶有濃厚的時代顏色,甚至在某種水平上說,陸九淵對“異端”的詮釋已經被他作為排擠其他學派的東西。這也反應了這樣的歷史事實:在經過長期的理論建構之后,儒學的理論建構任務已經初步完成,陸九淵等儒家學者充滿理論自負,不再對釋教的威脅深感焦慮、深懷恐懼,進而把關注的重點轉向在儒學體系建構過程中其他理論路徑、致思標的目的的排擠方面。

 

對“異端”的這種寬泛懂得,在王陽明(公元1472-1529年)那里獲得了進一個步驟的發展。王陽明說:“與愚夫愚婦同的,是謂同德;與愚夫愚婦異的,是謂異端”(19)。在這里,王陽明提出了權衡正統和異真個標準:即思惟理論能否與愚夫愚婦的請求、愿看相背離,可否使得未經教化的平易近眾也能致其知己。他最為關注的是學術可否貼近平易近眾,融進其日常生涯。對當時學界熱衷于記誦詞章的習氣,“言之太詳、析之太精”的學風,王陽明進行了批評:

 

當代學者,皆知宗孔孟,賤楊墨,擯釋老,圣人之道,若年夜明于世。然吾從而求之,圣人不得而見之矣。其能有若墨氏之兼愛者乎?其能有若楊氏之為我者乎?其能有若老氏之清凈自守、釋氏之究心生命者乎?吾何故楊、墨、老、釋之思哉?彼于圣人之道異,然猶有自得也。而世之學者,章繪句琢以夸俗,詭心色取,相飾以偽,謂圣人之道勞苦無功,非復人之所sd包養可為,而徒取辯于言辭之間。古之人有終身不克不及究者,今吾皆能言其略,自以為若是亦足矣,而圣人之學遂廢。則今之所年夜患者,豈非記誦辭章之習!而弊之所從來,無亦言之太詳、析之太精者之過歟!夫楊、墨、老、釋,學仁義,求生命,不得其道而偏焉,固非若今之學者以仁義為不成學,生命之為無益也。居今之時而有學仁義,求生命,外記誦辭章而不為者,雖其陷于楊、墨、老釋之偏,吾猶且以為賢,彼其心猶求以自得也。夫求以自得,而后可與之言學圣人之道。(20)

 

顯然,在王陽明這里,對楊、墨、佛、老之學的排擠已經成為退居其次的問題,他所謂的“異端”,所指的恰是某些儒家學者。依照王陽明的標準,當時良多學者“章繪句琢以夸俗,詭心色取,相飾以偽”,實際上已經背離了圣人之道,成為遠離愚夫愚婦的“異端”。在王陽明這里,“異端”指向的范圍更為寬泛,甚至成為用以明確其學術邊界、凸顯其學術旨趣的一種東西。王陽明所倡行的“致知己”之學,淺顯易懂,簡便易行,即使是目不識丁的布衣年夜眾,也可以感發遵行。清代學者焦循歸納綜合陽明心學的特點說:“紫陽之學所以教全國之正人,陽明之學所以教全國君子。”(21)王陽明“異端”觀,反應了其學術旨趣,彰顯了其特點,也反應了明代儒學的布衣化轉型。

 

到清代,尤其是隨著考據之學的興起,清儒逐漸深刻此章的包養管道歷史語境,結合字詞訓詁與孔子的思惟體系,在這一面向的“異端”詮釋上出現了顯著的轉變。如包養網ppt:清初理學名臣李光地(公元1642-1718年)將據傳的孔子刪訂《六經》的行動均視為孔子對“異端”的排擠,認為“異端”即“洪荒幽眇之說”,涵蓋了孔子所不語的“怪力亂神”等。(22)程廷祚(公元1691-1767年)則依據《論語》文本佐證,取何晏“大道”說來解釋“異端”的內涵,將之具體化為農、圃、醫、卜等學問。(23)此類詮釋盡管內容各有著重,但總體而言,都力圖回到孔子所處的歷史環境,學風樸實。從中不難看出清代考據之學的影甜心寶貝包養網響。

 

此外值得留意的是,清代中葉學者戴震(公元1724-1777年)等獨辟蹊徑,對“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作出了別具一格的解釋。戴震將“異端”詮釋為“兩頭”,所謂“端,頭也。凡事有兩頭謂之異端。言業精于專,兼攻兩頭,則為害耳。”(24)宋翔鳳(公元1779-1860年)在此基礎上進行了更為深刻的發揮,他借助《中庸》的“執兩用中”,將此章內涵與儒家的“中道”價值觀相聯系。他說:

 

執者,度之也。執其兩端而度之,斯無過不及而能用中,中則一,兩則異。異端即兩端。平易近受六合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數也。有所治而或過或不及,即謂之異端。攻乎異端,即不克不及用中于平易近而無害于命,如后世楊、墨之言,治國皆有過與不及,無害于用中之道。……孔子知之,故于《論語》言一以貫之之道,而明之以忠恕,究之以《中庸》。(25)

 

與戴震一樣,宋氏也將“異端”詮釋為“兩端”,并且將戴震的詮釋進行了充足的展開。在宋氏看來,“執其兩端”是權衡短長,會以中道為準而能專一,不再有過與不及的誤差;“攻乎異端”則是不加審視而兼治兩頭,導致過與不及,產生迫害。在這種以“中道”價值為取向的詮釋中,所謂的“包養意思異端”與以往所謂的大道、諸子百家、佛老短期包養邪說等“異端”具有了完整分歧的內涵。這種詮釋,已經上升到了方式論的層次,所探討的是若何在處理事務的過程中掌握“中道”,防止過與不及之害,從中可以略窺清代學術中方式論意識的眉目。

 

二、將此章詮解為攻擊異端或反對攻擊異端:歷代學者對儒學發展方法的思慮

 

在“攻乎異端”章詮釋史上,還存在著攻擊異端和否認攻擊異端兩種面向的詮釋,而這兩種面向,都包括了儒家學者對儒學發展方法的思慮。

 

在上節的詮釋中,“攻”普通被訓為“治”。可是,《論語》中“攻”字的應用,除了此章外,還有“小子鳴鼓而攻之”(《先進》),以及“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顏淵》)兩處,皆取攻擊、攻伐義。因此在有些學者看來,此章也不應破例,此章“攻”字應訓為“擊”,相應地,“斯”或指代“攻乎異端”,而“已”為虛詞;或指代“異端”,而“已”為“止”。這一面向的詮釋,其宗旨在于攻擊甚至消滅“異端”,以防止“異端”形成迫害。

 

在這方面,宋儒孫奕的詮釋最為直截清楚,他說:“攻如‘攻人之惡’之攻,已如‘末之也已’之已,已,止也。謂攻其異端,使吾道明則異端之害人者自止。如孟子距楊、墨,則欲楊、墨之害止;韓子辟佛、老,則欲佛、老之害止者也。”(26)

 

元儒朱公遷更將所謂的孔子作《年齡》也視為對當時異真個批評攻擊,他說:

 

“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年齡》。《年齡》,皇帝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年齡》乎?罪我者其惟《年齡》乎?”(27)

 

這里所謂的“異端”明確地指向當時的“邪說暴行”“亂臣賊子”,基于異端和邪道對立的思維,他必須要確立孔子是攻擊異真個這一基調。在他看來,孔子憂慮當時的異端之害,因此作《年齡》以使亂臣賊子懼而異端之害息。

 

以上的懂得獲得了明太祖朱元璋(公元包養一個月價錢1328-1398年)的認可,他以帝王姿態將“攻”解釋為攻擊,“已”解釋為結束,強調對異真個排擠打擊,并對一些宋儒的詮釋提出了批評,所謂“攻是攻城之攻;已,止也。孔子之意,蓋謂攻往包養留言板異端則邪說之害止,而邪道可行也。宋儒乃以攻為專治而欲精之,為害已甚,豈不謬哉”(28)。在他看來,大要將“攻”解釋為學習專攻,不克不及凸起孔子對異端邪說的嚴厲態度。將之解釋為攻擊,則能表白孔子必欲消滅異端邪說的取向。

 

但是,以上這種二元對立的詮釋,所隱含的一個條件就是,只需與圣人之道相異的東西,就是無害的,必須加以排擠、打擊,打消其迫害。這一觀念,帶有極強的文明專制意味,也是與孔子強調的“和而分歧”的包涵精力相違的,因此惹起了眾多學者的批評。他們雖將“攻”解釋為攻擊,但以“斯”指代攻擊異端而“已”為虛詞,將此章內涵懂得為:攻擊異端,這是無害的。這種觀包養網VIP點,可見于歷代學者對此章的詮釋之中。

 

北宋年夜儒張載(公元1020-1077年)曾詮釋此章說:“攻,難辟之義也,觀孔子未嘗攻異端也。道分歧謂之異端,若孟子自有攻異端之事,故時人以為好辨。”(29)他認為,“異端”只是分歧道者,孔子并未攻異端。甚至對孟子批評異端,張載頗有微詞。在他看來,不用花費精神攻擊異端,只需堅守、彰顯儒家之道,就可以從最基礎上廢除異端對眾人的困惑:“諸公所論,但守之不掉,不為異端所劫,進進不已,則物怪不須辨,異端不用攻,不過期年,吾道勝矣。”(30)張載的這一認識甜心花園,與他對歷史的反思有關。唐代韓愈(公元768-824年)曾請求以“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31)的劇烈辦法對待佛、老,宋儒石介(公元1005-1045年)也曾著《怪說》來攻擊佛、老對儒家倫理綱常的破壞,倡言“吾學圣人之道,有攻我圣人之道者,吾不成不反撲”(32);此外,還先后發生過“三武一宗”的滅佛事務,但這些行動并沒能阻斷佛、老等“異端”的興盛與發展。北宋中期以來,一些儒家學者開始轉變戰略,不再一味辟佛,而是把留意力轉移到加強儒學本身理論建設方面來。歐陽修(公元1007-1072年)即著《本論》,指出“修其本以勝之”(33)作為復興儒學、維護儒學正統的最基礎途徑。在這一歷史脈絡中,我們也許能對張載的觀點有更為深刻的懂得。他的詮釋,實際上包括了他對儒學發展思緒的認識。

 

 在宋代,在此章的詮釋、闡發中表達反對攻擊異端主張的學者不勝枚舉。南宋學者鄭汝諧(公元1126-1205年)就說:“圣人之所辨者,疑似罷了。若異端之于吾道,如口角,如東西,夫人皆知之,何須攻也。后世好與釋、老辨者,蓋未識圣人之心也。”(34)這一觀點,與張載之說是分歧的。羅泌(公元1131-1189年)也曾從修本和攻包養網dcard擊異端無害兩個層面進行他的詮釋,錢時(公元1175-1244年)也有同樣的見解。(35)宋末學者黃震(公元1213-1280年)更依據孔子身處的時代語境,徹底否認了對異真個攻擊,他說:“孔子本意,似不過戒學者它用其心耳。后有孟子辟楊、墨為異端,而晚世佛氏之害尤甚,世亦以異端目之。……然孔子時未有此議論,說者自不用以后世之事,反上釋前人之言。正人又何須因異端之字與今偶同,而回護至此耶?”(36)孔子時既然尚不存在對于異真個排擠,那么后儒在詮釋此章時,龂龂于邪道和異端之間顯然就掉往了公道性。這不但是反對從背面的排擠異端來彰顯儒家邪道,甚至連從正面的修本以彰顯儒家邪道也為他所反對。此外,黃氏還指出了此章歷代詮釋的關鍵,即“因異端之字與今偶同”,也就是孔子所謂的“異端”與后世學者所謂的“異端”只是字面上雷同,在內涵上卻是存在差別的,不克不及用后世的境況來詮釋孔子所言的“異端”,而應深刻當時的歷史與文本語境往詮釋其真義。

 

明末清初,天崩地裂的時代變局使學者們對學術的同與異進行了更深刻的思慮,他們以更為寬闊的視野與胸懷、更為寬容開放的態度思慮學術的發展問題。如明儒章世純(公元1575-1644年)認為攻擊異端之舉很不明智,甚至從正面對異端存在的價值進行了確定。他說:“徒以異己而攻之,掉其所濟,喪己之利矣。……雞鳴狗盜,智者猶或存之,為有濟于一旦也。故善用道者,不棄惡,惡且不棄,況或俱美者乎”(37),異端很能夠是本身發展可資應用的寶貴資源,不僅不應攻擊,並且應該善待之,甚至與之俱美。這一見解,在否認攻擊異真個基礎上又進一個步驟確定異真個價值,頗具堅持學術文明多樣性的意識,反應出當時學者對學術發展的思慮已經超出了正統與異端二元對立的藩籬,正在走向深刻。

 

方以智(公元1611-1671年)更為否認對異真個攻擊供給了理論論證。他說:

 

六合有陰陽、虛實,而無善惡、真偽。陰陽分而流為善惡,虛實分而流為真偽。實行則真,虛名容偽。愈高則愈偽,愈偽則愈遁,固其所也。知其遁而容其遁,圣人合六合之道也。有楊、墨而后孟子顯。孟子辨孔子時之楊、墨,而不辨同時之莊子,謂孔子留楊、墨以相勝,孟子留莊子以相救,不亦可乎?不得已而辨,辨亦不辨,雖辨之而仍相忘也。仁者仁,知智者知智,蒼生安其不知,正人之道雖鮮而無不相成者,錯行之道也包養網VIP。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言當聽其同異,乃謂年夜同;攻之則害起耳。立教者惟在自強不息,強其元氣而病自不克不及為害。(38)

 

在這里,方以智借闡發孔子“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一語,明確表達了其學術理念。他認為,學術應當堅持對于分歧立場、觀點的寬容,堅持有同有異的狀態。正如在先秦學術史上,有楊、墨而后孟子之學才得以彰顯一樣,立場、觀點相異的學術,往往能收相反相成之效。他甚至認為,“孔子留楊、墨以相勝,孟子留莊子以相救”,孔子、孟子有興趣識地留下對立的學派,以保存學術發展的空間。相反,假如一味攻擊異端之學,就會產生良多弊害。在他看來,學術要發展,依附的是“自強不息”,完美本身理論體系,進步本身理論思維程度,使本身能夠抵御“異端”之學的挑戰。方以智的論述,從辨同異的層面對攻擊異端進行了否認,在學術發展方面表現出一種相當寬容、開放的態度。“當聽其同異包養心得,乃謂年夜同”,無疑是學術發展中具有廣泛意義的認識。

 

三、結語

 

儒學的發展、演變離不開對經典的不斷詮釋。可是,在良多經典文本的詮釋問題上,歷代學者往往聚訟紛紜,歧義百出,令人目炫繚亂,無所適從。在這種情況下,探討經典文本的原始含義,判斷歷代學者經典詮釋的長短對錯,當然是很主要的任務,但往往也不難導致治絲益棼、徒添紛擾。本文采取的思緒,是透過歷代學者的經典詮釋結果,往發掘作者思惟觀念的構成與時代學術環境、學術思潮的關系,進而掌握儒學的歷史演進與時代脈動。通過對“攻乎異端”章詮釋史的考核,我們能夠看到,先秦時期,儒學僅作為諸子學說之一顯行于世,因此自孔子首言“異端”至漢代,其間鮮有學者繼論“異端”。盡管孟子、荀子這樣捍衛儒學的年夜儒劇烈排擠諸子百家、他道小技,但他們均不曾以“異端”名之。西漢中后期以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學開始成為歷代王朝的正統思惟。隨著儒學正統在后世遭到佛、道等思惟學說的挑戰日益嚴重,“攻乎異端”章因首論“異端”而為眾多儒者所重視。尤其是宋代以來,伴隨著儒學的理論拓展和歷史演進,“異端”相應地被眾多學者賦予了各種各樣的內涵,透過歷代學者林林總總的詮釋,我們看到了傳統儒學歷史演進的脈絡與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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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從歷代儒者的詮釋中可以看到,此章所蘊含的儒學發展觀念也獲得了多方面的展開。有的學者劇烈地排擠“異端”,有的學者溫和地對待“異端”,否認對“異端”的批評,甚至確定“異端”存在的價值。在他們的詮釋、闡發中蘊含了對儒學發展方法的分歧思慮。事實上,“異端”不過是為人類的保存發展供給多一種思慮選擇,立場、觀點分歧的學術,完整可以作為本身學術發展的借鑒、參照、資源,分歧思惟觀念之間的交通、激蕩,往往是學術自我更換新的資料、發展的催化劑。假如徹底消滅“異端”,強求學術統一于專斷威權,只會導致“以水濟水”、自我封閉,使學術走向式微。在這方面,方以智“當聽其同異,乃謂年夜同”之類的思慮能夠給我們以深入的啟迪。

 

注釋:

 

①據出土的定州漢墓竹簡《論語》本,此章“攻”作“功”。(河北省文物研討所定州漢墓竹簡收拾小組:《定州漢墓竹簡論語包養俱樂部》,北京:文物出書社,1997年,第12頁。)另據傳世的皇侃的《論語集解義疏》,此章“已”后多“矣”。([魏]何晏集解,[梁]包養sd皇侃義疏:《論語集解義疏》卷一《為政》,《叢書集成初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20頁。)

 

②兩漢時期,《論語》即有《古論》《齊論》《魯論》《張侯論》等分歧的傳本,又有孔安國、包咸、馬融、鄭玄等人的注本,然今皆無完本。

 

③[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后漢書》卷三六《范升傳》,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第1228-1229頁。

 

④《后漢書》卷三六《范升傳》,第1228頁。

 

⑤《論語集解義疏》卷一《為政》,第20頁。

 

⑥《論語集解義疏》卷五《子罕》,第129頁。

 

⑦《論語集解義疏》卷十《子張》,第267頁。

 

⑧施仲貞;《〈論語〉中“異端”研討史考辨》,《人文雜志》,2009年第3期,第33頁。

 

⑨《論語集解義疏》卷一《為政》,第20-21頁。

 

包養情婦[宋]程顥、程頤,王孝魚點校:《河南程氏遺書》卷二五,《二程集》,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第320頁。

 

(11)《河南程氏遺書》卷一八,第187頁。

 

(12)[宋]陳祥道:《論語全解》卷一,北京年夜學“儒躲”編纂中間編:《儒躲》精華編105,北京:北京年夜學出書社,2008年,第24—25頁。

 

(13)《朱子語類》卷二四,[宋]朱熹撰,朱杰人等主編:《朱子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書社;合肥:安徽教導出書社,2002年,第14冊,第854頁。

 

(14)《晦庵集》卷五二《答都昌縣學諸生》,《朱子全書》,第22冊,第2474頁。

 

(15)《論語集注》卷一,《朱子全書》,第6冊,第79頁。

 

(16)《論語或問》卷二,《朱子全書》,第6冊,第652頁。

 

(17)《論語集注》卷一,《朱子全書》,第6冊,第79頁。

 

(18)[宋]陸九淵著,鐘哲點校:《陸九淵集》卷三十四《語錄上》,北京包養心得:中華書局,2014年,第402頁。

 

(19)[明]王守仁撰,吳光等編校:《王陽明選集》卷三《傳習錄》下,上海:上海古籍出書社,2012年,第121頁。

 

(20)《王陽明選集》卷七《別湛甘泉序》,第257頁。

 

(21)[清]焦循:《雕菰集》卷八《知己論》,《叢書集成初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123頁。

 

(22)李光地認為,“那時異端頗多,所以刪《書》,斷自唐、虞,凡洪荒幽渺之說,芟除個盡……”([清]李光地著,陳祖武點校:《榕村語錄》卷二《上論一》,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第28頁。)

 

(23)至于孔子為何不直接說“攻乎大道,斯害也已”,程氏認為,“夫端,物之初起者也,初起而異,起端則殊途而分歧歸矣。曰‘大道’,人或猶以為道之緒余,攻之無害;曰‘異端’,而后全國皆知其不成攻。嗚呼!圣人所以一儒之統者,嚴矣。”([清]程廷祚:《論語說》卷一,《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書社,2002年,第153冊,第459a-460a頁。)也就是說,這蘊含著孔子告誡后人的深意,因為“大道”畢竟仍在“道”的范圍之內,不易使人澄清,仍具有相當的困惑性;而“異端”則表白大道自一開始便與年夜道邪路,更易使人甦醒地認識到大道之害而不再往學習。

 

 (24)[清]潘維城:《論語古注集箋》卷一,《續修四庫全書》,第154冊,第16a-16b頁。

 

(25)[清]宋翔鳳:《論語說義》卷一,《續修四庫全書》,第154冊,第274b-275a頁。

 

(26)[宋]孫奕:《履齋示兒編》卷四《經說》,《叢書集成初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42頁。

 

(27)[元]朱公遷:《四書通旨》卷四《異端》,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書社,1987年,第204冊,第617頁。

 

(28)[明]黃佐:《翰林記》卷九《御前講論經文》,《叢書集成初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120頁。

 

(29)[宋]張載著,章錫琛點校:《張載集·張子語錄中》,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第320頁。

 

(30)《張載集·答范巽之書第一》,第349頁。

 

(31)[唐]韓愈撰,馬其昶校注,馬茂元收拾:《韓昌黎文集校注》卷一《原道》,上海:上海古籍出書社,1986年,第19頁。

 

(32)[宋]石介著,陳植鍔點校:《徂徠集》卷五《怪說下》,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63頁。

 

(33)[宋]歐陽修:《居士集》卷一七《本論上》,[宋]歐陽修著,李之亮點校:《歐陽修集編年箋注》,成都:巴蜀書社,2007年,第1141頁。

 

(34)[宋]鄭汝諧:《論語意原》卷一,《叢書集成初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7頁。

 

(35)羅氏言:“夫異端之害道,在所攻矣。而圣人且不之攻者,非不之攻也,攻之則害有甚也。……大略全國之事,年夜過則反傷理之常也。真君之坑沙門、毀像事,至與安而復;建德之毀經像、還僧道,至年夜象而復及;會昌之撤寺宗、平易近僧尼,至年夜中而復。夫亦豈知《易》道之變通哉?曰:然則終不成攻邪?曰:正其義不憂。”([宋]羅泌:《路史》卷三四《發揮三·道包養條件以異端而明》,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383冊,第498頁。)錢氏也認為:“攻即攻擊之攻包養妹,異端非邪道而別起一端以誣平易近者也。邪道昌明,異端天然衰止,不用攻也。求以勝之,反為害耳。”([宋]錢時:《融堂四書管見》卷一,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83冊,第586-587頁。)

 

(包養網單次36)[宋]黃震:《黃氏日抄》卷二《讀論語》,張偉、何忠禮主編:《黃震選集》,杭州:浙江年夜學出書社,2013年,第一冊,第10頁。

 

(37)[明]章世純:《四書留書》卷三《論語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07冊,第734頁。

 

 (38)[清]方以智著,龐樸注釋:《東西均注釋·容遁》,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第237頁。

 

責任編輯:柳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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