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害詞：重讀經典 端木蕻良 《科爾沁旗草原》
端木蕻良1933年年末寫定、雪躲近六年樸直式出書的長篇小說《科爾沁旗草原》，早已被公以為他最主要的作品。作為該著焦點意象的“草原”以及“年夜地”“地盤”，不只在端木此后的作品序列里獲得延展，也為今世論者供給了析讀其人其文的暗語與坐標。一些較晚期的研討偏向于剝離“草原”“年夜地”隱含的“廣義”地輿屬性，并將其掌握為抒懷性的“象征符號”，它們寄寓著作者對于家族、鄉土、平易近族國度的復雜情結，與社會政治實際相干而又可以自力安閒［1］。這種符號化闡釋同繚繞端木小說史詩作風、抒懷氣質的研究［2］桴鼓響應，在相當水平上已沉淀為公論或定論。盡管有研討者留心到端木“對人文地輿懷有濃烈愛好”［3］，但這種“愛好”在其文本中有何詳細浮現，文本解讀又該若何翻開“年夜地”“草原”甚至“科爾沁旗”所包括的人文—汗青地輿向度，使之成為實在推動既有懂得的外部視野，皆有待進一個步驟的研究［4］。
回想端木蕻良的寫作，我們簡直能發明其對于故鄉地輿的連續關心和不懈言說，它們又常常以輿圖或地輿教本為前言睜開。在1936年7月18日致魯迅的信中，端木懇請后者“翻開《申報》六十周年事念輿圖”，在繪有“西南草原”的頁面找尋“科爾沁旗草原”［5］。此后公然頒發的是非文字中，端木或給出“我的家的地點地，你在輿圖上可以找到”［6］之類提醒，或不避繁雜地讓讀者到輿圖冊中標繪“科爾沁右翼后旗、科爾沁右翼前旗、科爾沁左翼后旗、科爾沁左翼前旗”［7］的部門尋索他的家鄉遼北昌圖縣。而在1942年頭夏，懷著喪妻之痛幽居于桂林的端木蕻良，將“科爾沁旗”的輿圖學、地輿學視野導進其童年記憶，借以追溯他所有的文先生涯的隱秘泉源：
我生在一個年夜草原上，阿誰草原在輿圖上或是地輿教科書上都寫著“科爾沁旗”的字樣。科爾沁旗的處所很是廣闊，遠遠的看往，總看不到鴻溝。當我是一個很小的孩子的時辰，我便拉著母親的手問：“母親，為什么何處總看不到鴻溝呢？”母親說：“這是年夜片的地盤呀；誰也看不到它的鴻溝！”于是我就不言語了，憂郁的看著那地盤的邊沿，想無論若何看出一個鴻溝來。可是我不克不及夠。一向到此刻我還未能走到那地盤的邊沿，使我廢除不了對于地盤的奧秘感。［8］
兒時對于科爾沁旗無垠地盤的激烈視覺印象與心思感觸感染，鑄就了端木追隨并走出瑜伽教室這片地盤之邊沿的終生執念，而寫作正組成他為“草原”規定鴻溝、付與其斷定形體的思惟實行，同構于將“科爾沁旗”標定為明白實體的輿圖測繪實行。即使這般，端木仍然“不克不及夠”走出或勘定這片介于無邊與有界之間、個別記憶與人文—汗青地輿常識之間的“草原”。除卻轉達對故鄉、故人的懷念，這段自白還留下一系列待解之問：作為實存地輿范疇的“科爾沁旗”能否與“草原”的鴻溝完整堆疊，二者的空間關系發生自如何的社會汗青過程，又在何種意義上表征了近古代西南汗青的連綿與斷裂？
帶著以上題目，本文擬對《科爾沁旗草原》重作釋讀，細繹其在家族史框架下睜開的近代西南移平易近農耕社會興亡敘事，探尋“科爾沁旗”及“草原”內涵于端木創作思惟的地位，進而在更坦蕩的時期場景中重勘“草原”的時空鴻溝。
一、《科爾沁旗草原》：困于汗青的“新人”
《科爾沁旗草原》共十九章，逾三十萬言，由“直截面”與“橫切面”兩個敘事段落剪接而成，貫串其間的則是科爾沁旗古榆城首富丁家（以端木蕻良自己的家庭為底本）“分歧年輪的汗青”［9］。從二百年前先祖丁半仙施咒庇佑哀鴻自山東遷至關東的陳舊傳說（這是“每個鴜鷺湖的人都能指導的”“都如丁家后代一樣確信著的故事”），到四太爺年夜舉兼并地盤、年夜爺守成之余廣辟商路的兩代“財路無窮的收縮期”，再到小爺丁元凱持家時遭遇日俄戰鬥，家業付之一炬，丁府長達兩個世紀的興衰過程，被高度稀釋于小說的頭三章［10］。第四章以降的主線故事集中產生于“九一八”前的數月間：南下三載學成回來的小爺季子打發，力求用他的“新人”理念重振這衰颯的“草原”；終年流浪江北拓荒的打發表兄黃年夜山也于此時回鄉，準備動員麻煩佃農推地退佃，沖決丁家的病篤統治。小說以這對表兄弟的重逢為“真正的故事的開端”，二人正面沖突、對決后的再次離往則組成“一個停止的停止……和另一個開端的開端”［11］。
由“直截”的家族前史轉進以“新人”打發為軸心的“橫切”論述，《科爾沁旗草原》看似在“新/舊”“古代/汗青（傳統）”等明快的對壘格式下推動故事。打發不只試圖將年夜山以及表妹春兄、梅香靈子等年青人也培育為“新人”，還應用（較深刻的）古代經濟常識輔佐父親打理家族生意，甚至有興趣領導后者“廢棄年夜田主的王位”，“跨進瑜伽教室新興資產階層之群”［12］，凡此各種，俱可認定為把“作為新血的外來文明”［13］輸出“草原”垂老肌體的實行。但是，所謂“新/舊”“古代/汗青（傳統）”之對立能否確如其看起來那般斬截？端木從“橫切面”一開端即給出了別樣的暗示。
端木蕻良（1912-1996）與《科爾沁旗草原》第一版目次
打發在中學時接觸并信仰的“新人”思惟，誇大天然山川一定培養安康人道，故鄉的“草原”則為他供給了最完善的“天然”原型：“他感到只要如許的無涯的田野才幹描述出天然的巨大來，只要如許的曠蕩的科爾沁旗草原，才幹激起起人類的廣博襟懷胸襟，使人在這廣原之上的時辰，有一種向上的感到，使人感觸感染，使人向往……他是如許的堅信著”［14］。對于這片“無涯”“曠蕩”的“草原”，小說在第二章中后地位有過一年夜段正面描述：
氣象是火燒云的秋陽天，年夜爺騎在頓時，還嫌發燥，便把銀灰庫緞的小開衩袍的懷兒都關閉來兜風。……
地氣開飯鍋似的向上翻，震蕩的，動搖的，萬萬條云卷，在關東沃野上有節拍、有音色地騰躍，十里外的小村莊，奇妙地翦貼在水玻璃綠展就的六合里，像隔著彩虹普通在太陽光里浮耀。
這幾天年夜戶人家的地差未幾都割完了，從壕邊向外平看，至多也能看出往三四百里。年夜地像波浪似的升沉著，有高粱茬子的地片薄薄地蒙了一層銀灰色，谷地里的秧草堆，像柞絲窠似的堆在田里，東一堆，西一堆。［15］
以秋收后裸露原來面孔的年夜地為襯景，端木蕻良勾畫了方圓百里內的野物、谷堆甚至“地氣”，它們由近及遠地畢現于丁家年夜爺眼底，后者此時正趕赴耕戶家察驗秋糧，不雅景只是他巡查自家領地的順帶行動。如端木所云：“田主是這里的重心，有很多軌制，罪行，不成文法，是由他們制訂的、發現的、逼迫奉行的。用這重心，作圓心，然后再伸展出往有數的半徑，那樣一來，這寬敞豁達草原上的景物，便很不難的看清了吧。”［16］借由地盤佔有者的透視點寫景，勘定其空間關系，是為了揭橥“景物”所依存的隱性權利次序，進而“看清”所謂“天然”景致已是由“不成文法”形塑的“第二天然”［17］。
耐人尋味且極易被疏忽的是，以上引文也是全書第一處全景式刻畫科爾沁旗“寬敞豁達草原”的段落。撰寫初稿時代，端木曾在第一章用兩萬字篇幅狀寫山東水患排場，在流平易近進駐科爾沁旗之后“還有一章寫洪荒時期的關東草原的俯瞰圖”，但鄰近定稿時，他完整刪往了這兩章內在的事務［18］。換言之，原應浮現于“俯瞰圖”視角下的“草原”汗青地輿總情勢，被疏散、藏匿在移平易近家族史的線性論述之中。從最後山東難平易近渾茫想象中“奧秘的關東草原”“禁閉過的王國”，到丁半仙在關東重拾“疇前在山東時辰的田主架勢”，掠奪全境最旺的“從正南向正北”的風水，再到丁四太爺與家奴黃年夜爺（年夜山的祖輩）design扳倒同城強敵北天王并盡吞其地產，簡直把“全城的王荒熟地”都列進把握［19］——以受騙然是科爾沁旗年夜田主敲詐勒索的起家史，其字里行間又交叉著以風水之好壞來估價、以“天”為測量單元［20］、因外形而得名“金鑲玉”或“一塊豆腐”的田畝地塊，它們碎片化地標示了“草原”被圈占、開墾、兼并、整合的空間轉換過程。是以，年夜爺秋后察糧時看到的，乃是這一轉換過程結束后年夜片地步連接相接所（從頭）形成的“寬敞豁達”氣象。
從掩映于移平易近家族史間隙的“草原”開闢史再行著眼，我們不難發明，打發認為是“天然”原型的“草原”，實為早在其祖父時期即已完整轉為農地，亦即“第二天然”。他對“天然”的禮贊看似來自“新人”的自我教導，實則筑基于世襲的田主權利，亦行將“草原”視風格景而非休息場域的特權；他對所謂“無涯”“曠蕩”等視覺印象的“堅信”，更令他一直無法“看清”深嵌于“草原”的汗青性地權烙印，以及本身與“草原”的真正的關系。他的中學老友戲稱所謂“打發主義”即“虛無主義加上本位主義再加上感傷主義”，“主義”的過載把他釀成了“一架沓亂的思路的沒有圓心的機械”，而層層思惟裝裱下的主體中空，則同構于他身在“草原”卻踏實于“草原”的凌亂糾結［21］。打發出于人性主義感情，悲憫家鄉的麻煩民眾，但又“對他們并無利益”，“只不外是很情勢位置置在他們之上”［22］，以致于不得不屢屢從實際繚亂中遁離，到私密空間（古榆西郊小金湯）或小我想象中尋覓“天然”，謀得半晌安靜或吃苦，委曲維系“新人”的主體想象于不墜。他著手在古榆城再造“新人”，是為了彌合想象與實際之間的斷裂，經由過程實行印證其信條的價值；但這一實行僅僅觸及與丁氏有血親關系的少少數幾人，從未實在深刻到雇農群體中往，遑論改易古榆城貧富嚴重分化的構造性實際。概況看來，打發的虛無源自“新人”難以在“草原”空間找到地位，但是恰好是“新人”這同心專心造的幻影遮蔽了社會汗青構造付與他的坐食階層位置，除非把反思的鋒芒瞄準本身，不然一切“新”的實驗都注定被“舊”次序收受接管、吞噬。
從第十章開端，小說後期蓄積的重重牴觸持續引爆。小爺在年夜連投契掉敗，背著巨額欠款墜海身亡；不勝忍耐逼榨的農戶一把火燒盡店主財富，逃奔江北；匪賊“天狗”率眾旋風般劫奪周邊鉅細農莊，迫近古榆。這一系列事情讓繚繞丁府樹立的假貸資金鏈瀕臨垮塌，而年夜山在丁家耕戶中策劃的“推地”也于此際舉事。被推到漩渦中間的打發，情不自禁地擔起丁氏家主之責，吊詭的是，他鎮壓農人對抗、修補家產虧空的手段竟遠遠勝過栽培“新人”的實績，這也令他終于省悟本身還是本欲反水的“汗青”的一部門，還是家奴心目中“一個精良的魔法的手腕者，一個超出的安排者的典範，一個為歷來他們所歌唱、所贊嘆的科爾沁旗草原的好漢田主”［23］。“打發主義”的焦點混沌至此廓清，打發拋下將傾的家業，再度南行，在離鄉的馬背上，他第一次俯察到鏤刻于“草原”深處的產權紋理：“年夜地像縮小鏡下的戲盤似的，雕鏤著迴旋的壟溝，算盤子似的在馬蹄底下旋……年夜地里有著半破的壟，橫躺著的地頭，抹牛地，乳白色的界石……各種的公有財富軌制下的所發生的特異的圖案。”［24］先打發一個步驟出走的年夜山，則于“九一八”之夜隨揭起“全國第一義勇軍”年夜旗的胡子武裝“老冬風”重返古榆，“草原”的陳舊地殼徹底崩毀，浴火而生的“新人”年夜山在洶涌人潮中迎接拂曉。
二、從“科爾沁旗”到“江北”：《草原》表裡的“草原”
小結上述，《科爾沁旗草原》在“新/舊”對峙的內部框架下，講述了背負百年家族史的“新人”若何逐步洞曉本身似新實舊的實質、再度覺悟并號召出真正“新人”的故事。小說題目中的“科爾沁旗草原”，既充任了這落發族悲笑劇從“直截面”推演至“橫切面”的主舞臺，亦提喻了一個外部肌理有待深刻剖明的社會空間。兩個世紀以來，以古榆城——對應于實際中的昌圖縣——這座中等範圍的、兼具濃重鄉土頭土腦息與貿易氣氛的縣城為中間，“草原”已被移平易近帶來的農耕生孩子方法重塑。在端木蕻良的懂得中，唯有不懈探尋埋躲于“天然”深處的“第二天然”印跡，分析“這草原上一切的社會機構”［25］，方能“在這廣厚的草原上，測出她的社會的經濟的情感的綜合的闊度，再賦以思惟的高度和幻想的深度，使之凝結，作出那年夜地之子的真正的的面型”［26］，從而探明“新人”走出構造性汗青僵局的對的途徑。
端木蕻良曾自陳“愛好側重風土志方面”［27］，此中所謂“風土是處所志，是汗青，是活的社會經濟軌制，是此時此地的人們的運動的總和”［28］。王富仁則在比擬《科爾沁旗草原》與同時代的《半夜》等右翼社會分析小說時留意到，端木蕻良并未像后者那般置身分析對象內部，施以馬克思主義實際東西，而是“在它外部的一個斷定的地位上環視這個世界”，由於“早在端木蕻良接收馬克思主義思惟影響之前，科爾沁旗草原的汗青和實際就曾經進進到端木蕻良的心坎世界中”［29］。概言之，某種先在的“風土”感到構筑了端木對古榆—昌圖處所社會的最後熟悉，他后來引進的政治經濟分析不曾超越這一熟悉條件，甚至能夠反被其規則、形塑。題目的要害，在于若何詮解作為“風土”基體的“草原”。在進進“科爾沁旗草原的汗青和實際”的詳細研究之前，有需要先對端木筆下“草原”的總體特征加以闡明。
《年夜地的海》1938年頭版書影
應當看到，“草原”不只涵攝了“科爾沁旗草原”外部的天然周遭的狀況與農業次序，更指向“科爾沁旗”以外更為微觀的“西南草原”或“關東草原”。簡直沒有論者專門說起的是，《科爾沁旗草原》第四章伊始即全景式展示了另一處更為“原始”的“草原”空間——“江北”：
轉眼又是二十年曩昔了。年夜山曾經長年夜成人，衣錦還鄉，在江北拓荒打草。
那夜，白草跟著冬風轉黃。鷂子弦一樣粗的葉子，小豬倌一樣高的葉子，鉸剪剪的一樣整整地展出往一萬里。一萬里的一條駝絨地氈，沒有剪短一根毛絲，也沒有落上一顆土星，一望無際地展向天邊往。
是誰在地平線上切了一刀，劃然的，上邊青藍，下邊淺綠。
藍的是那么靜，綠的也那么靜，似乎什么都滅盡了聲氣。
可是，當著太陽將近走進山坳的時辰，那地氈上的東北角，忽地裊起了一縷白煙，溜直的，地蠟桿子樣的一縷白煙。
草原上，遠遠地，只要一架江北的打草窩棚。［30］
正這般章小題目“萬里的草原上一只孤寂的影”所暗示的，上述意在襯托年夜山“天然”之子英姿的周遭的狀況描述，隱秘地回生了“直截面”部門被家史論述遮沒的“俯瞰”視圖，該視圖不單在“一萬里”（數十倍于方圓三百里的“科爾沁旗草原”）的恢弘尺幅中標誌一人之地點，更儼然將此等“拓荒打草”情境自現時推離至六合初分（“誰在地平線上切了一刀”）的“洪荒時期”。在與《科爾沁旗草原》同時構想、寫畢于1935年年末的《年夜地的海》書首，端木更事浪費地刻畫了北荒地帶“頂頂荒漠、頂頂廣闊”的、“比一床白素的被單還要樸實得令人難熬的年夜片草原”［31］；而在《雪夜》《柳條邊外》及《初春》等后續作品里，他又屢次直接或直接寫及“江北”，掉地農人與開荒者湊集到這片兇險莫測之地，上山作賊或另辟基業。集以上兩類人特征于一體的年夜山，不啻“江北”的血肉化身，自誇科爾沁旗之子的打發在他身上看到了無緣親見的純粹“天然”。
所謂“江北”（或“北荒”）并非以松花江等河道為明白分界限，而是含糊地指涉西南偏北部地域。這片待墾或初步開墾的化外之地，不只是端木的“草原”想象的延長部門，更顯示了貳心目中“草講座場地原”最為精純的“史前”形狀。可以推論，在人地互動中天生的“風土”，組成了既區隔又連接“江北”與“科爾沁旗”的中繼環節，“科爾沁旗”曾為“江北”，“江北”顛末高度開墾即成“科爾沁旗”，兩處“草原”空間由此被時光化，或許說被錮鎖于移墾汗青軸線的兩個特按時刻。統攝了“科爾沁旗”與“江北”的“草原”可稱為典範的“無時光性”（timeless）場域，它依靠于“天然”輪迴節律及前古代的“第二天然”［32］，無論“天然”仍是“第二天然”，俱被獨一的古代性標準標刻為“原始”；昌圖（古榆）、“科爾沁旗”與“江北”在近代西南移墾過程中整齊各別的“風土”狀況，以及社會生孩子、活動所培養的地緣關系，則被沉沒于上述（無）時光化書寫之中。
“科爾沁”本為蒙古部族稱號，清崇德元年（1636），回附清廷的嫩江科爾沁部十旗分擺佈兩翼構成哲里木盟，其屬地組成本日所稱“科爾沁地域”的主體，后者涵蓋了年夜興安嶺西北麓以通遼（前身即哲里木盟）為中間、以興安盟及赤峰為睜開部的遼闊區域［33］。昌圖位于科爾沁右翼后旗的西北邊沿，雖屬“邊外”，卻間隔新老柳條邊的交代點頗近，不少邊疆移平易近翻越邊墻后以此為“第一個幻想地”［34］，至乾隆朝中后期已成有範圍的聚落。嘉慶七年（1802）清廷準允科左后旗“借地養平易近”，在古榆城置常突額爾克［35］理事通判，越四年設昌圖廳，同治三年（1864）昌圖廳理事通判升為撫平易近同知。光緒三年（1877），昌圖廳與科左中旗台灣東邊兩個新設縣治奉化、懷德合組為昌圖府，轄域擴大數倍，也由此成為柳條邊外最早升府的平易近人行政單元［36］；同年，以府境西端通江口船埠開放為標志，昌圖嵌進營口開埠（1861）后慢慢深刻西南內陸的遼河航運系統，這座關內移平易近生聚而成的鄉土性集鎮從此加快貿易化［37］。
“在人類汗青中，區域固然以地輿為前提，但并不是一個天然的概念。也正由于此，區域的穩固性必定以活動性為條件，而活動性又是區域構成的動力。”［38］回想昌圖的建置沿革，可以留意到，這里之所以成為科爾沁六旗中“開墾最先、設官最久”［39］的區域，與其作為西南移平易近向北活動道路之中繼點的地輿地位存在直接聯繫關係，沿陸路或旱路進進遼河中下流平原的關內農人以之為北部鴻溝，持續往北者則由此深刻科爾沁旗及更廣袤的“江北”腹地。在移墾過程中日漸廢弛的柳條邊之兩側，構成了介于草原（游牧）戰爭原（農耕）之間的過渡地帶。在尚未周全開放的北部科爾沁蒙地，蒙前人棄牧務農的比例愈趨降低［40］。而對于邊墻另一側的昌圖而言，其“過渡性”則表示為地貌和建置激烈變更、地權關系基礎保持不變的雙重狀態。招墾後期，漢族移平易近經由過程兌倒、倒賣、典當等多種手腕，從蒙旗王公與牧平易近手中獲得耕種權，這一經過歷程催生了擁有年夜片地盤永佃權的年夜田主及承攬地盤轉賣生意的攬頭（地商）［41］，但地盤一切權一直為王公札薩克所壟斷，田賦亦全由王公府下設地局征收，各級官府無權介入。在設治已逾百年且經過的事況了縣、廳、府屢次建置更動的昌圖，地權領屬構造較諸放墾前竟無實質差別，因此同其他未“開放”地區一道共享了“蒙古科爾沁地”的自我定位［42］，這大要也是端木蕻良仍用“科爾沁旗草原”的全稱代指昌圖的緣由之一。汗青中移平易近開墾的“活動性”在多平易近族邊境形成的“區域的穩固性”，由此可見一斑。
宣統《昌圖府志》第一章《國土志》
昌圖作為已墾辟的“科爾沁旗地”在地權方面的混淆狀況，潛伏而無力地影響了《科爾沁旗草原》對于蒙前人、滿人的塑造。小說中多數有較顯明蒙古標識的腳色，都屬于已敗落的封建主：從未正面現身的金年夜老爺和金五老爺，暗射實際中的達爾罕王及其地局管家；打發的生母和二十三嬸（有一個“好奇怪的哥哥，在蒙躲委員會里給人家當幌子”［43］）這兩位出身顯赫的蒙古族女性，也都被描繪為封建大師庭的就義品。小說對滿漢關系的論述更為隱晦，僅透過丁半仙在關東續娶之妻不會裹腳、丁四太爺打過“黃帶子”（即滿人宗室）等細節，暗示著兩邊界線清楚卻又隱含血脈糾葛［44］。端木蕻良偏向于將族群間的沖突與一起配合掌握為階層牴觸的一種表示形狀，地盤的“不成文法”賜與了蒙、滿、漢田主配合的政治經濟好處，故而“旗人的貴族是外族，平易近人的貴族，對滿洲帝王也是主子，他們對于國民的情感是盡對的”［45］。
綜上所述，端木蕻良之所以仍把已構成農業社會的原有草原地帶稱為“草原”，與其故鄉昌圖歷經行政沿革、政局簸蕩而基礎未變的封建地盤軌制有親密聯絡接觸，昌圖的“風土”汗青影響了《科爾沁旗草原》對于蒙古衰敗田主的描繪，亦招致游牧性的“草原”從未真正進教學場地進端木的創作視野。而在指向南方的移墾道路上，以未構成穩固農耕生孩子方法及社會組織為特征的“草原”，稍顯吊詭地曼衍為一個包攝性極強的漂浮能指，它涵納了（不限于）“江北”的濕地、凍原甚至山區、林地［46］。在“科爾沁旗草原”與“江北”之間，構成了“西南草原”的連接性全體空間表述，端木統合此中的“天然”與“第二天然”，將“草原”轉寫為無時光性的“原始”范疇，從而掩蔽了這一空間表述所含蓄的汗青性地緣關系，也使其料想中的“俯瞰圖”視野不成能充足發揮。那么，在講述20世紀西南的汗青劇變時，端木的“草原”論述碰到了哪些挑釁，我們又能從中取得哪些啟發？
三、“草原”的進退：20世紀西南的汗青轉機與地緣劇變
《科爾沁旗草原》出書約半年后，評論家巴人頒發長評《豎立起來的〈科爾沁旗草原〉》，周全評騭是著得掉。他指陳端木蕻良未能全然完成自擬的寫作目的，即剖解并說明地盤本錢、印子錢本錢、貿易本錢這三年夜科爾沁旗田主經濟的“動脈”［47］。小說當然臚陳了丁家出地套利、倒賣日俄紙幣、樹立連鎖假貸網等投契性經濟運動，且不時交叉20世紀20年月東三省官錢莊濫發紙幣、奉票毛荒等佈景信息（集中呈現于第十、十一兩章），對1對1教學于japan(日本)的經濟侵犯也借由裝點了丁府內宅、迫害了佃農生計的各種日貨有所表示；但在巴人眼中，這些都只是作者為了拼集出古榆“橫切面”而掇拾的碎片，缺乏以撐起對印子錢、貿易本錢的平面展示。在沒有獲得另兩年夜“動脈”無力支持的情形下，小說關于地盤本錢瓦解的記敘與急驟變更的時局脫節，被收受接管到無時光性的“天然”中往，巴人由此提問：“時期是20世紀的20年月到30年月。西南決不是土著的中國的西南。這典範的西南的草原——科爾沁旗，該不是永遠僅僅流著天然的蒼茫的潛力了吧？”［48］
對于巴人的質疑，端木曾在稍后的《科爾沁前史》一文中有所回應。他從本身的門第著筆，在補敘《科爾沁旗草原》“本領”的基本上，詳敘曹家若何在關東以“古代本錢家的兼并方式”完成地盤原始積聚，漸成“小的墾殖公司”式形狀，又若何把其間的貿易和印子錢獲利年夜都用于追加地盤投資，此等地盤優先的經濟形式與巴人的判定完整相反，亦“可以充足地闡明西南社會的原始性”［49］。日俄戰后修鐵路、開商埠帶來的貨泉暢通加強及農業商品化趨向，本能夠激活上述“原始”經濟形式暗藏的本錢主義特徵。端木甚至假想，假如西南政府“可以或許樹立起一個年夜範圍的墾殖公司”并“充足地開闢營口”，那么“西南的本錢主義性會靈活起來、活潑起來”［50］。但是在japan(日本)的經濟殖平易近與武裝侵犯之下，“西南草原”錯掉了這一汗青契機，終極陷于總瓦解。
正如題目中的“前史”所示，《科爾沁前史》更多地注視于“直截”的、自19世紀初延長至20世紀30年月的縱向汗青。身為科爾沁旗老一代移平易近后裔的端木蕻良，在重申移墾社會經濟形狀的“原始性”之余，特殊指明其含蓄的本錢主義潛能［51］。假如說西南在20世紀初的汗青轉機包含持續與斷裂兩個方面，那么在端木的闡釋中，移墾形成的地盤軌制及“草原”空間變更趨向組成其持續，“原始本錢主義”向古代轉型經過歷程中的波折則為其斷裂。可是，端木并未將1903年中東鐵路通車后西南範圍絕後的新移平易近潮水，真正歸入他基于老移平易近社會汗青的論述，因此也沒有真正答覆：20世紀西南的汗青劇變，若何永遠性轉變了沿承自20世紀之前的地緣模樣形狀，又給巴人所說的草原“天然的蒼茫的潛力”注進了哪些新內在的事務、新活氣？
歐文·拉鐵摩爾指出，西南從19世紀后半葉才開端被“看作一個完全區域”，其外部各地域被本質性地“結成一個新的同一體”則是在以中東—南滿鐵路為開始的鐵道工程普遍展開以后［52］。在此過程中，清中期以來西南在邊禁、移墾的雙重感化下構成的南北格式被徹底重寫，俄、日帝國爭霸所刻下的“北滿/南滿”界標安排了時人的地緣政治不雅念［53］。鐵道從屬地的勃興直接或直接招致的原有城關的衰落，成為“中東鐵路及南滿鐵路沿線的西南古城在古代轉型中的一種廣泛經過的事況”［54］；與之同步，19世紀最后三十年鼓起的遼河航運在與鐵路的競爭中急劇式微，其沿岸城鎮紛紜墮進逆城鎮化頹勢［55］。傍遼河而旺、中東鐵途經境的昌圖，不幸遭遇這兩重激變的同時衝擊，于平易近國建元后自昌圖府降為“路況堵塞”的邊僻縣份［56］，關內移平易近不再以此為北上的必經直達站，其與西南西部草原腹地的經貿聯繫關係也顯明削弱。在殖平易近侵犯的對峙面，頻仍更迭的清季平易近初中心政權及西南處所政府一向力推移平易近實邊政策，自立的鐵路、公路扶植則在20世紀20年月臻于壯盛，此中相當一部門選址于“江北”及西南西部內陸蒙地，隨之大批涌進的新移平易近中有七成以之為目標地［57］。年夜面積開墾招致“草原”不成逆的撤退，據陳翰笙等人編譯的陳述，黑龍江省南部甚至呈現了“地力漸乏，已非用肥料不成”［58］的情況。
跟著路況情勢轉變、新一波移墾海潮向北推移以及國族危機的日益極重繁重，既有的草原—平原過渡地帶退居邊沿，“北荒”成為國際外多重權勢比賽、沖突的新的風暴中間。1929年冬，科爾沁右翼中旗迸發嘎達梅林起義，抵禦蒙古王公和張學良政府對草原的放墾；1931年中，興安屯墾區和長春近郊先后產生中村事務、萬寶山事務，從事后視角看來皆組成japan(日本)武力侵占西南的前奏。這些社會政治震蕩，分歧水平地印刻于彼時一些西南籍青年作者的創作傍邊。在《科爾沁旗草原》脫稿同年出書的李輝英的《萬寶山》，便是對同名事務的敏捷反應；嗣后端木創作的《年夜地的海》以及宇飛《土龍山》和梁山丁《綠色的谷》等作品，也都將大眾阻擊japan(日本)修筑鐵路、移平易近拓殖的真正的事務作為原型。《科爾沁旗草原》的重要時光段雖在“九一八”以前，卻也片段式觸及了“北荒”的嚴重局勢。在第十二章丁家耕戶聚議推地一節，率先發話的貧農張年夜口語極力煽動世人隨他一道往“江北”拓荒，其別人對此反應紛歧，有一位白老邁的反應尤為耐人尋味：
“光上江北也不可，我年夜姐在何處不服水土逝世的，我年夜姐夫一氣回來了，在這邊過了一冬又往的，往了之后，人家的地都開完了，他置的那塊荒，連個邊欄四至都找不著了，他冒莽撞掉地到局子一問，人家把眼睛一瞪，他迷迷地就出來了。后來細心一探聽，又讓人家荒局子放了二插了，他算白填火，此刻，是人、信皆無，人要到何處就算是抱到草上的孩子了，別想好！”［59］
這一次，端木不再把“江北”描寫成萬里無人的“原始”荒原，而是在“荒”與“局子”的彼此限制中交接了耕戶北上開荒的軌制性佈景。所謂“局子”本指蒙旗王公為治理移平易近生意地盤應用權、交納租稅等事宜而開設的地局，但在小說語境中更有能夠指代西南處所當局建立的荒務局，即丈放蒙旗荒地的官方機構［60］。張年夜口語之所以拿定主意到“江北”往，很年夜水平上是由于政府招墾政策和同親攬頭的迷惑，孰料小農的發家好夢被白老邁揭開了一角，顯露前程未卜的實相。在場的另一青年貧農楊年夜順按照年夜山的唆使，以“在這兒”持續抗爭的覺醒壓服張年夜口語等人，也使這場針對丁氏家族的“推地”斗爭沾溉了對抗張氏政府統治的顏色。白老邁所言“荒”地丈放中呈現的凌亂、爭取、強占等狀態，在實際中組成了“北荒”蒙前人抗墾的一部門原由，端木雖未直敘產生在另一片“科爾沁旗草原”的嘎達梅林起義，卻依然靈敏地捕獲到了“荒”確當下牴觸。
從《科爾沁旗草原》到《科爾沁前史》，端木蕻良不曾轉變他對于“草原”的無時光性表述，這種表述雖實用于對古榆—昌圖社會本身“原始性”社會經濟結構的剖析，卻已缺乏以歸納綜合20世紀西南在表裡氣力推進下的地緣重組。另一方面，端木1933年急就初稿時未及展開的大批碎片式論述，折射了他自發追蹤、記載上述時空過程及其最新狀況的盡力，也為我們供給了在靜態時局中從頭懂得“草原”的契機。
興安屯墾區實景照片，載1929年5月《國聞周報》第6卷第18期
結語
作為一部為關東“草原”社會勘界的“風土志”，《科爾沁旗草原》經由過程講述“新人”在家族史羈絆中的沉溺與再生，剖示了近代西南移平易近農耕社會的汗青斷面。組成全書題眼的“草原”內嵌于小說的敘事機制，潛伏規約著小說中人物的思惟與舉動。端木蕻良將農業次序與天然周遭的狀況縫合進“草原”這一單一能指，意在分析封建地盤軌制宰制下西南社會停止于前本錢主義階段的“原始”狀態。小說對“草原”這一無時光性空間的描寫，不單是一種詩化或抒懷化的文本戰略，更根植于端木身為老移平易近后裔的處所性風土感到。已墾、未墾地區之間并無盡對鴻溝的過渡狀況，則表征了清中葉以降西南移墾過程所天生的地緣關系。
終其平生，端木都試圖為小我經歷中的無邊場域定位、劃界，輿圖學視覺只是這些測驗考試中的一種察看方法，卻聯絡接觸著若何掌握在時局中天生與變遷的地緣關系這一主要思惟命題。在20世紀的時局激蕩中，“草原”上一切汗青性的地權關系、經濟情勢與族群政治皆需求在新的地緣構圖中重獲認知。端木的“草原”視野有其局限性，但經由過程對于“第二天然”的政治經濟分析，以及對于鐵路修筑激發的新移平易近開墾海潮、殖平易近侵犯與反侵犯等嚴重事情的追蹤與記敘，他和同時期其他西南作者的寫作已然包含了從頭懂得近古代西南時空過程的契機。在《科爾沁旗草原》全書最末尾“九一八”事情驟發的時辰，端木用草原地層的崩坼明喻西南地輿空間的震蕩重組，也以此明示西南大眾再度進進年夜活動狀況，但這一次不再是兩百年來關東移平易近海潮的汗青延續或輪迴重演，而是自覺組織起來的、經由過程舉動而愈加具有政治自發的國族救亡與階層抗爭，它們異樣組成了推進“草原”表裡時空鴻溝變易的強盛氣力。
注釋：
［1］趙園：《來自豪野的雄風——端木蕻良小說讀后》，《十月》1982年第5期；沈衛威：《西南亡命文學史論》，第152—153頁，河南國民出書社1992年版。稍后有學者對“地盤”和“草原”意象分辨加以會商，深刻挖掘前者所承載的多重汗青政治張力，又將后者視為“并非實有”的、交錯著主人公記憶與空想的“復合意象”，拜見秦弓《端木蕻良小說的敘事特色》，《中國古代文學研討叢刊》1999年第2期。
［2］ 有代表性的闡述可拜見邢富君《史詩：端木蕻良文學起步的選擇——論〈科爾沁旗草原〉》，《文學評論》1987年第6期；聞敏《端木蕻良的〈科爾沁旗草原〉》，《中國古代文學研討叢刊》1997年第3期；逄增玉《史詩、傳奇與浪漫——端木蕻良小說詩學研討之一》，《平易近族文學研討》2013年第4期；馬宏柏《端木蕻良小說與中國抒懷傳統》，《中國古代文學研討叢刊》2013年第12期。
［3］ 楊義：《端木蕻良：地盤與人的行吟詩人》，《中國古代小說史》第3卷，第202頁，中國社會迷信出書社2007年版。
［4］ 較近期有研討者移用布迪厄、巴赫金實際，分辨切磋《科爾沁旗草原》中的社會實行空間及空間化敘事。閻麗杰：《布迪厄的“場域”與端木蕻良的〈科爾沁旗草原〉》，《湖南社會迷信》2011年第5期；朱濤：《端木蕻良小說空間敘事研討》，碩士學位論文，山東師范年夜學文學院，2015年。
［5］ 端木蕻良：《致魯迅》，《端木蕻良文集》第8卷下冊，第5頁，北京出書社2009年版。“《申報》六十周年事念輿圖”即丁文江等人掌管編繪的《中國分省新圖》，標繪了科爾沁諸旗的部門,拜見《中國分省新圖》（第二版），丁文江、翁文灝、曾世英編輯，第38頁，申報館1934年版。
［6］［17］ 端木蕻良：《有人問起我的家》，《中流》第2卷第5期，1937年5月20日。
［7］［34］［49］［50］ 端木蕻良：《科爾沁前史——開蒙記》，《端木蕻良文集》第1卷，第528頁，第527頁，第532頁、第534頁、第564頁，第565—566頁，北京出書社1999年版。
［8］［18］［28］ 端木蕻良：《我的創作經歷》，《文學報》第1期，1942年6月20日，第13版，第14版，第30版。
［9］［16］［25］［47］ 端木蕻良：《〈科爾沁旗草原〉第一版后記》，《端木蕻良文集》第1卷，第411頁，第409頁，第409頁，第410頁。
［10］［11］［12］［14］［15］［19］［21］［22］［23］［24］［30］［43］［59］端木蕻良：《科爾沁旗草原》，《端木蕻良文集》第1卷，第18頁、第19頁，第84頁、第378頁，第140頁，第127頁，第49頁，第5頁、第17頁、第18頁，第314頁、第170頁，第169頁，第311頁，第376頁，第84頁，第161頁，第261頁。
［13］ 與打發絕對的年夜山，則象征著“覺悟中的中國國民的魂靈”。施本華：《論端木蕻良的小說》，《年夜地詩篇——端木蕻良作批評論集》，鐘耀群、曹革成編，第155頁，南方文藝出書社1996年版。
［20］ “天”作為近代地盤測量單元，在沈陽以北地域與“晌”（“坰”）同義，1天等于10小畝、0.6114公頃。衣保中：《西南農業近代化研討》，第448頁，吉林文史出書社1990年版。
［26］［31］ 端木蕻良：《年夜地的海》，《端木蕻良文集》第2卷，第208頁，第1頁。
［27］ 端木蕻良：《致茅盾》，《端木蕻良文集》第8卷下冊，第8頁。
［29］ 王富仁：《端木蕻良》，第68頁，商務印書館2018年版。
［32］ PrasenjitDuara, Sovereignty andAuthenticity: Manchukuo and the East Asian Modern,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3,p.210.
［33］ 孛兒只斤·布仁賽音：《近古代蒙前人農耕村社會的構成》，娜仁格日勒譯，第3—4頁，內蒙古年夜學出書社2007年版。
［35］ “常突額爾克”系蒙語轉寫，意為“掛霜的崖壁”，感激烏日娜、代啟福教員為筆者解惑。
［36］ 范立君：《近代西南移平易近與社會變遷（1860—1931）》，博士學位論文，第162頁，浙江年夜學人文學院，2005年。
［37］［55］ 曲曉范：《近代西南城市的汗青變遷》，第30—35頁，第266—278頁，西南師范年夜學出書社2001年版。
［38］ 汪暉：《跨系統社會與區域作為方式》，《工具之間的“西躲題目”（外二篇）》，第167頁，三聯書店2011年版。
［39］ 吳俊升：《昌圖志序》，平易近國《昌圖縣志》，《中國方志叢書》西南處所第二五號，第9頁，成文出書社無限公司1974年版。
［40］ 王玉海、王楚：《從游牧走向假寓——清代內蒙古台灣東邊鄉村社會研討》，第35頁，黑龍江教導出書社2014年版。
［41］ 珠颯：《18—20世紀初台灣東邊內蒙古農耕村化研討》，第108—109頁，內蒙前人平易近出書社2009年版。
［42］ 昌圖兼為“科爾沁地”的雙重狀況，一向連續到1939年偽滿政府履行“蒙地送上”、舊蒙王公完整上繳蒙地管轄管理權為止，拜見佟佳江《偽滿時代“蒙地送上”研討》，《平易近族研討》2003年第4期。
［44］ 關紀新師長教師以為，端木蕻良在小說中多處用曲筆表現本身的滿族成分。拜見關紀新《抗戰時代的滿族作家端木蕻良》，《承德平易近族師專學報》2011年第4期。
［45］ 端木蕻良：《論懊悔貴族》，《時期批駁》第3卷第69期，1941年4月16日。
［46］ 試彌補一例：在《渾河的激流》中，端木把故事產生地“渾河左岸”（實際中屬于沈陽近郊）刻畫成山高林密、野獸成群的“草原地帶”。端木蕻良：《渾河的激流》，《文學》第8卷第2期，1937年2月1日。
［48］ 黃伯昂（巴人）：《豎立起來的〈科爾沁旗草原〉》，《文學集林》第2期，1939年12月。
［51］ 楊慧的最新研討表白，端木在天津南開中學唸書時，曾積極介入校長張伯苓組織的“西南研討會”，由此鑄成了把關東移墾農人與美國西部“開闢者”（pioneer）混為一談的堅固認知，西南“原始本錢主義”的定位也部門起源于此。楊慧：《“西南與南開”——再論端木蕻良〈科爾沁旗草原〉的寫作》，《南開學報》（哲學社會迷信版）2021年第2期。
［52］ 歐文·拉鐵摩爾：《中國的亞洲內陸邊境》，唐曉峰譯，第70—71頁，江蘇國民出書社2005年版。
［53］ 時人有云：“南、北滿之稱，起于日、俄戰爭，別無確然之區劃。”“南滿指japan(日本)權勢圈，而北滿則指俄國。”《北滿概不雅》，哈爾濱滿鐵firm 編，湯爾和譯，第1頁，商務印書館1937年版。
［54］ 劉巖：《作為“古代”留念碑的老城——汗青化邊沿視角下的西南區域變遷及古代性題目》，《開放時期》2019年第6期。
［56］ 平易近初昌圖縣曾樹立電力工場，展設德律風線，修筑馬車路等，但都有力逆轉本地經濟、路況繁榮之頹勢。平易近國《續修昌圖縣志》卷一《區域》，第五頁b。
［57］ 曲曉范：《近代西南城市的汗青變遷》，第235—241頁；易丙蘭：《奉系與西南鐵路》，第364—367頁，社會迷信文獻出書社2018年版。
［58］ 陳翰笙、王寅生：《黑龍江流域的農人與田主》，《國立中心研討院社會迷信研討所專刊》第壹號，1929年。
［60］關于張學良主政時代西南處所當局的招墾、催墾政策，以及荒務局在此間施展的感化，拜見范立君、鄭吉茜《20世紀20年月西南處所當局的移平易近政策及其成效》，《中州學刊》201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