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看道是提出應用古代標點符號的第一人，他在1918年5月，用白話文寫了《標點之改革》一文，頒發在《學藝》雜志第3卷上，提出應用舊式標點符號的主意。
接著，1918年5月號的《新青年》雜志呼應了陳看道的號令，在該期《新青年》雜志上，除了所有的用口語文外，還采用了舊式的標點符號。
不久，陳看道又寫了《舊式標點的用法》，頒發于1919年的《浙江省立第一師范黌舍校友會旬日刊》1至5號上。1919年11月29日，周作人、朱希祖、劉復、錢玄劃一人向那時的當局提出一份《請頒行舊式標點符號》的提出。1920年2月，那時的教導部以第53號訓令的情勢通令全國采用、推行標點符號。
魯迅對應用舊式標點符號的建議不只熱鬧擁戴，並且在寫作中積極地加以應用。對講座場地于推行和應用標點符號的艱巨過程，魯迅在《憶劉半農君》一文中曾寫道：“十多年前，單是倡導舊式標點，就會有一年夜群人‘如失父母’，恨不得‘食肉寢皮’。”這活潑地反應了那時推行和應用標點符號的真正的情形。
那時，有些新文學作家在應用省略號時，往往肆意延長，有的作家寫一個省略號竟長達年夜半頁之多，似乎有什么奧秘似的，對于此種怪景象，魯迅在《“……”“□□□□”論補》一文中寫道：“在洋書上，通俗用六點，小氣的卻只用三點，但是中國事地年夜物博的，異化之際，就垂垂地長起來，九點，十二點，以致幾十點。有一種高文家舞蹈場地，則的確至多點上三四行，共享會議室以見此中的奧義，無限無盡，其實不成以言語描述。”
魯迅在寫文章的時辰，發明報社、雜志社和出書社都不器重標點符號，在付出作者的稿費時，年夜都要把標點符號和空格從字數中扣除，不給稿費。
有一次，魯迅應約為某出書社翻譯一本書，他事前得知這個出書社不付出標點符號和空格的稿費，于是，就干脆把已完成的譯稿從頭至尾銜接起來，不讓稿紙上有一個空格，既不分章節、段落，也不加標點符號。譯稿寄出往的幾天后聚會場地，出書社就把魯迅的這份譯稿退了回來，并附了一封信，讓魯迅分出章節、段落，再加上標點符號。魯迅回信說：“既要作者分段落、加標點符號，可見標點符號和空格仍是必須的，那就得算字數了。”那家出書社沒有措舞蹈場地施，只好采納了魯迅的看法，把標點符號和空格也都付出了稿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