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害詞：陳寅恪
以詩證史或詩史互證，是陳寅恪文史考證的主要方式。在讀詩解詩的學術實行中，陳寅恪拈出古典、今典如許一對范疇，便于更好地掌握詩歌作品中的古事今情，更正確地釋義混雜古今的文學境界。陳寅恪的古典今典學說，對當下的學界、學術與學人，依然具有必定鑒戒意義和利用價值。
義寧陳氏在陳寅恪祖父陳寶箴時代進進同光勝風行列。陳寶箴1895年任湖南巡撫。戊戌變法時代，陳寅恪父親陳三立襄助陳寶箴實行湖南新政，變法掉敗后，二人被雙雙撤職。回南昌不久，陳寶箴病故，陳三立移居南京。經此事情，陳三立決意以詩人終老。小我學養與勝流之家的人生遭際，加上江南濃烈的舊詩詞氣氛，使他很快成為晚清平易近國詩界的擘天柱。陳寅恪隨父移居南京時方才10歲。在朱雀橋邊，烏衣巷口長年夜的少年，潛移默化中，對小樹屋舊體詩文發生了濃重愛好。《柳如是外傳》中交接寫作緣起，此中主要的一條，就是懵懂少年在舅父俞明震家中看到方才解禁的錢謙益詩集，而心有所動，情有所屬。陳寅恪暮年寫作錢柳人緣的靈犀一線，在少年時代的偷偷瀏覽中曾經靜靜埋下。
留學工具洋后，陳寅恪在清華等校任國粹、史學與文學傳授，治學之路由“塞外之史、殊族之文”，到隋唐史學、再到隋唐文學。此時的中國，處在后“五四”時期。顛末平易近主迷信思惟浸禮之后的中國年夜學與學術界，需求樹立順應古代年夜學教導的學科系統與常識系統，陳寅恪恰逢當時地成為新學科與常識系統的增進者、建構者。1931年陳寅恪頒發《吾國粹術之近況及清華之職責》，呼吁“吾國年夜學之職責，在求本國粹術之自力”。1931年為馮友蘭《中國哲學史》寫審查陳述，提出中國粹術如能于思惟上自成系統，有所創獲，“必需一方面接收輸出外來之學說，一方面有良心來平易近族之位置”。陳寅恪小王國維13歲，舞蹈教室在清舞蹈場地華研討院與王國維關系最好。王國維自沉后，陳寅恪痛定思痛，在清點收拾王國維學術遺產的經過歷程中，完美了本身的學術幻想。其主意以“殉文明”說說明王國維的自沉，并以“自力之意志，不受拘束之思惟”的標語，晉陞包含王國維在內的古代常識人的思惟品德與學術境界。1934年《王靜安師長教師遺書序》總結王國維的學術內在的事務與治學方式有三：一是取地下什物與紙上遺文相互釋證，凡考古學及上古史之作回于此類。二是取外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相互補正，凡遼金元史及邊境地輿之作回于此類。三是取外來之不雅念與固有之資料相互參證，凡屬于文藝批駁及小說戲曲之作回于此類。陳寅恪在《序》中止言：“吾國改日文史考證之學，范圍縱廣，道路縱多，恐亦無以遠出三類之外。”
在“接收輸出外來之學說，有良心來平易近族之位置”這一學術年夜目的下，陳寅恪在以詩證史和詩史互證方面，別有領會，并在學術實行中積極實行，使之日臻成熟。以詩證史、詩史互證，逐步成為陳寅恪所歸納綜合的王國維釋證、補證、參證之外第四種文史考據學方式。在以詩證史、詩史互證的系統中，陳寅恪付與古典、今典這對概念以主要的闡釋學意義。
陳寅恪回國之后的研討范圍在“塞外之史、殊族之文”。其關于佛經翻譯傳佈、東南汗青地輿的研討，屬于東方西方學的分支，佈滿著比擬與對照研討的思想。在轉向中古史研討后，這種學術方式被繼續上去。1931年，陳寅恪有《庾信哀江南賦與杜甫詠懷奇跡詩》，以杜甫《詠懷奇跡》中“羯胡事主終惡棍”一句，為庾信《哀江南賦》最末一節“六合之年夜德曰生”以下八句詩作解，開啟小我學術研討以詩解詩的形式。1935年有《元白詩中俸料錢題目》，從元白詩的記錄中，追求處所仕宦法定俸料之外，能夠存在的合法支出。這是陳寅恪有興趣識停止的以詩證史的實行。在不竭展開學術實行的基本上，1939年陳寅恪在《讀哀江南賦》提出“古典今典說”：
說明文句，征引故實，必有時期限斷。然時期劃分，于古典甚易，于“今典”則難。蓋所謂“今典”者，即作者當日之時勢也。
陳寅恪對今典古典的第一次界定有以下幾層意思：一、今典與古典的區分是因“說明文句，征引故實”的需求而存在的；二、今典與古典的區分在時期，今典是本日之時勢，古典是汗青之故實；三、就解詩而言，對今典的掌握難于對古典的掌握。
陳寅恪以《哀江南賦》為例，做了一個區分古典意象和本日時勢的示范。庾信原為梁朝人，與徐陵同為蕭綱的東宮學士，創“徐庾體”。554年出使西魏，被留滯長安。庾信熟習齊梁文學聲律對偶之學，在西安洛陽的持久生涯中，又接收北朝文學的蒼渾勁健之氣，是南北文學融合的重要人物，對唐代詩、賦的成長，有主要影響。其暮年作品常有祖國之思。陳寅恪起首斷定《哀江南賦》的寫作時光是在578年12月，周武帝已崩，宣帝即位，尚未改元時代。此時庾信65歲，已由洛陽刺史征還長安。其次，論證庾信之作是其看到沈炯《回魂賦》后而作。沈炯南回后有《回魂賦》，欲求南回而不成得的庾信有《哀江南賦》。是以，學界人“注《哀江南賦》者，以《楚辭·招魂》之魂兮回來哀江南一語，以釋其定名之旨。雖能舉其遣詞之所本，尚未盡其意圖之相干。是知古典矣，猶未知今典也”。同理，其賦末結語為寫作意旨地點。“豈知灞陵夜獵，猶是故時將軍；咸陽平民，非獨思回王子”二句，非僅用李將軍、楚王子之古典也，亦用那時之“今典”焉。知曉“故時將軍”“咸陽平民”的今典，才幹充足懂得庾信迷戀江南不得南回的苦楚。
陳寅恪抗戰亡命中的三部著作《隋唐軌制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元白詩箋證稿》被合稱為“唐史三書”，三書中作者對《元白詩箋證稿》增改最多，連續時光最長。此書初成時七萬余字，我們此刻看到的通行本約26萬字。此中以詩證史，詩史互證的例證甚多。《元白詩箋證稿》是陳寅恪由汗青研討轉向文學研討的標志。
文學研討一向是陳寅恪不克不及忘記的領地。他為王國維遺書作序，專門將王國維的文學研討立為一類，認為用外來不雅念解讀中國戲曲小說是王氏開風尚之先之處。陳寅恪屢次在著作中說起本身喜讀小說，其暮年寫作《柳如是外傳》，專門注明本身在衰廢之年著書，“斯乃效《再生緣》之例，非仿《花月痕》之體也”。又在《柳如是外傳》中別開生面地指出：明末的吳越名姝，與清初《聊齋志異》齊魯狐女，分辨是明、清兩代與南北兩地文人眼中的美人，時期與地區的差異，使文人對名姝和狐女的表示各有分歧。看似偶爾一筆，倒是作者熟習中國小說的證實。1953年以后，陳寅恪研討彈詞，研討錢柳人緣，使陳寅恪向文學的研討跨出了一年夜步，也向以詩證史、詩史互證中的今典古典的發現利用跨出一年夜步。
陳寅恪在《柳如是外傳》緣起部門再談釋證之學：
自來詁釋詩章，可別為二。一為考據本領，一為說明辭句。質言之，前者乃考今典，即那時之現實。后者乃釋古典，即舊籍之出處。
這段話可以看作陳寅恪關于今典、古典的第二次界定：今典是考據本領，理清那時之現實；古典是說明辭句，明了舊籍之出處。第二次界定比第一次界定更為明清簡練，更主要的是陳寅恪第一次界定后的學術操縱是一篇論文，而第二次界定后的學術操縱，是80余萬字的著作。其所具有的典范意義更年夜更普遍。
錢謙益主盟文壇五十年，是一個有詩兩千余首，著作等身的文人，又是經過的事況降清復明運動故事甚多的東林黨首首。清乾隆時代，因其貳臣行動，著作被列進禁毀之列。其族孫錢曾注錢謙益詩集，因抵觸時禁，宜有所諱。錢曾深惡柳如是，錢謙益與柳如是的來往本領，有所隱藏不著。加上文國民間傳播的有關錢柳的記敘與史料，也因禁毀實時間長遠，埋沒漫滅者不少。這給三百年后追隨錢柳人緣者帶來極年夜的艱苦。且陳寅恪在立志追隨錢柳人緣時，已是一個雙目掉明的白叟。他必需依附學術助手的輔助，才幹完成研討與書寫。
明知艱苦重重，卻要竭力而為，這是陳寅恪在《柳如是外傳緣起》中表達的心境。《柳如是外傳》的寫作，除了成績昔時朱雀橋邊，烏衣巷口阿誰懵懂少年“溫舊夢，寄遐思”的文學之想外，作者還有“自驗所學”的沖動：自驗所學其一是“牧齋博通文史，旁涉梵夾、道躲”，這些均為陳寅恪下過工夫的學術範疇；自驗所學其二，是錢之高高雅什、柳之清詞麗句，多有讓人張口結舌，不知所云者。解讀錢柳之詩，正為以詩證史，詩史互證方式，供給用武之地。溫舊夢寄遐思與自驗所學的兩年夜學術目的，成為陳寅恪“始知稟魯鈍之資，挾猥瑣之學，而欲尚論女俠名姝、文宗國士于三百年之前”的主要憑仗。
由於研討義務艱難，陳寅恪為《柳如是外傳》的寫作制訂了嚴厲的釋證范圍及義例。其與“今典”“古典”應用有關的準繩如下：第一，重在今典。釋證錢柳之詩，于時、地、人考據甚詳，以補錢曾原注之缺。有關錢柳之詩的本領從略。第二，說明古典故實，自當援用其最原始出處。如原始出處缺乏通解詩意，則可引與詩意最洽接者。第三，錢柳人緣詩，不只重視今典、古典，還需留意兩人酬和諸作的奧妙小樹屋互動，以求真正共享會議室的領會真正的描寫。
《柳如是外傳》讀起來是晦澀佶屈的。穩紮穩打的求證，使瀏覽無法流利。陳寅恪對本身用十年功夫完成此著，是富有成績感的。其書后偈言云：“掉明臏足，尚未聾啞。得成此書，乃天所假。臥榻尋思，然脂瞑寫。痛哭前人，留贈來者。”
依附今典古典的轉換，解讀前人古籍，是艱苦重重且風險重重的行動。古人的瀏覽著作，都是對前人古籍的一種新解與重建。陳寅恪在為馮友蘭《中國哲學史》寫序時，對上述艱苦與風險有過提示和正告。陳寅恪以為對前人之學說，應具有清楚之同情，方可下筆。緣由在于前人著書立說，有其周遭的狀況、佈景實時代之本相，如無真正清楚，如無契合同情，則能夠流于隔膜膚廓。但物極必反。如神游過度，同情掉當，又極易流于牽強附會。牽強附會之弊，其為害不亞于隔膜膚廓。1932年陳寅恪在清華講“晉與唐文明史”課程時，談學術界研討近況，有舊派掉之滯，新派掉之誣的評價。掉之滯的舊派，知足于材料，而很少有立論看法；掉之誣的新派，有層次說明，但離真正的很遠。解讀陳寅恪今典古典之說，重溫陳寅恪昔時的學術立意，對當下的學術扶植，或許有所裨益。
（作者：關愛和，系河南年夜學文學院傳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