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是汗青上影響深遠的詩人，他的詩歌繼續了漢魏的藝術傳統，又融進東晉詩歌的玄思與山川的內在的事務。固然陶淵明的詩歌成績不限于田園詩，但田園詩簡直最能代表其奇特作風及其在詩歌藝術上的發明。
陶詩最早產生影響、惹起人們進修愛好的，重要是田園詩。謝靈運、顏延之、鮑照這幾位陶淵明的同時期詩人，曾經遭到陶淵明田園詩的影響。南朝詩人江淹，以從漢到晉宋的詩報酬模擬對象，作《雜體三十首》，此中模擬陶詩的一首題為《陶征君田居》。南北朝后期詩人庾信、隋唐之際詩人王績，也遭到陶淵明的影響。進進唐代，陶淵明的田園詩影響更年夜，王維、孟浩然、儲光羲、韋應物、柳宗元等詩人都進修了陶淵明的田園詩。對唐代的山川田園詩而言，陶淵明是最重要的影響者之一，這是詩歌史學者公認的現實。唐人說到陶詩，田園還是重心。李白《早夏于將軍叔宅與諸伯仲送傅八之江南序》：“侯（按：指傅八）篇章警新，國內稱善，五言之作，妙盡那時。陶公愧田園之能，謝客慚山川之美。”白居易在《與元九書》中說：“以康樂之奧博，多溺于山川；以淵明之古雅，偏放于田園。”后人對唐代山川田園詩源流的廣泛見解是，山川詩多源于謝靈運，而田園詩則以陶淵明為重要淵源。
書寫田園的傳統
田園是一種陳舊而久遠的存在。在中國現代，“士農工商”四平易近中農人是最年夜的群體。田園的內在的事務，除了田園景物之外，重要是采摘、耕種等田園休息。
采摘與打獵，農耕與畜牧，持久以來，都是人類重要的生涯方法，組成人類社會形狀成長的主要原因。依照汗青學罕見的一種懂得方法，原始人類的生涯，始于采摘與打獵，之后才進進農耕與畜牧階段。人類的文明經過的事況了由打獵文明向農耕文明成長的汗青。依照中國現代的傳說，是炎帝神農發現了農業。《白虎通》說：“古之國民皆食禽獸肉。至于神農，國民浩繁，禽獸缺乏。于是神農因天之時，分地之利，制耒耜，教平易近農作，神而化之，使平易近宜之，故謂之神農也。”《淮南子》記錄：“古者，平易近茹草飲水，采樹木之實，食蠃蚌之肉，時多疾病毒傷之害。于是神農氏乃始教平易近收穫五谷，相地盤宜，燥濕肥磽高低，嘗百草之味道，水泉之甘苦，令平易近知所辟就。”這是說明農業文明發生的情形。
前人對于“田”的器重，在陳舊經典中即有記錄。《尚書·禹貢》有云：“禹敷土，隨山刊木，奠平地年夜川。”《禹貢》記九州，都記“厥土”“厥田”情形。于“厥田”有上、中、劣等評定。如：“濟河惟兗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澤，灉沮會同。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田園文學自己也有很長久的傳統。《文心雕龍·祝盟》記錄了一篇《祠田辭》，據劉勰的說法，是舜時的古辭：“荷此長耜，耕彼南畝。四海俱有。”假如此作真系舜時，那就是最早寫農耕的詩。對比《禹貢》，可見那時前人在九州都開闢出田園來，所以有“四海俱有”之說。這篇作品，也應是我們此刻所見最早的田園詩。當然也有猜測以為此辭系周人追述歌唱舜時的農業發財而作。
周代自稱以農業立國。田園內在的事務在《詩經》中曾經有良多表示。如《小雅》中《甫田》《年夜田》兩篇都是寫田園耕耘之事的。《年夜田》詩中，還有“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之句，為汗青學家引作現代井田制的主要證據。又如《小雅·信南山》：“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聚會場地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這里最值得留意的是，作者把終南山下的這片地步，也就我們此刻所說的關中平原的地步，直接追溯到禹的時期。“維禹甸之”，后來“禹甸”也成了中國的代稱。
《詩經》中寫田園，大略有兩品種型。一種是論述稼穡的，如《豳風·七月》。陶淵明的《勸農》詩即繼續了這品種型。一種則是最早表示隱逸情調的田園詩，以《魏風·十畝之間》為代表：
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
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與子逝兮！
朱熹《詩集傳》說明這首詩說：“賢者不樂仕于其朝，而思與其友回于農圃。”這也恰是陶淵明田園詩所反應的基礎情感。又如《王風·正人于役》，寫的是家人對于在內行役的親人的懷念，但此中寫到安寧的村落生涯，此中第一段寫道：
正人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于塒，日之夕矣，羊牛上去。正人于役，如之何勿思！
正人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正人于役，茍無饑渴。
這首詩對陶淵明是有影響的。陶淵明對田園的描述，據此刻看到的陶詩來剖析，是從行役詩開端的。他在奔忙忙碌的宦途，無窮地悼念安靜的田園生涯。這應該是遭到《詩經》中《正人于役》等詩的影響。甚至像《周南·卷耳》《魏風·陟岵》如許懷念行役途中親人的作品，也對陶淵明的這種情調有影響。所以，《詩經》國風中關于田園、農耕等生涯內在的事務的表示，是陶淵明田園詩的主要淵源。
文獻中記載躬耕并對陶淵明有直接影響的，生怕是司馬遷外孫楊惲的一首歌曲。見于《漢書·楊敞傳》載楊惲報孫會宗書：
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炮羔，斗酒自勞。家本秦也，能為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僕歌者數人，酒后耳熱，仰天撫缶而呼烏烏。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萁。人生行樂耳，須貧賤何時？”
大師能夠都讀過《回園田居五首》的“種豆南山下”，對比下面這段文字，就明白其對陶淵明的影響。不只是“種豆南山下”這一首，還有如《庚戌歲玄月中于西田獲早稻》：“山中饒霜露，風尚亦先冷。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四體誠已疲，庶無異患干。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顏。”詩句也顯明能看出遭到楊惲這首歌的影響。並且此種影響不只是文字上的，生怕更多是生涯方法上的或許說生涯立場上的。后來諸葛亮自敘“躬耕于南陽”，這能夠在認識上對陶淵明也有影響。現代有些文人也曾把陶淵明與諸葛亮放在一路說。別的，西晉詩人張協的《雜詩》中寫到濁世避居、“屏于草莽”的內在的事務，生怕對陶詩也有所影響。
從思惟與學術成長史來看，年齡戰國時代有農家一派。我們也可以說陶淵明即農祖傳人。他的《勸農》詩，所表達的就是農家思惟：
悠悠上古，厥初生平易近。傲然自足，抱樸含真。智巧既萌，資待靡因。誰其贍之，實賴愚人。
愚人伊何？時惟后稷。贍之伊何？實曰播植。舜既躬耕，禹亦農事。遠若周典，八政始食。（《尚書·周書·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貨……”）
熙熙令音，猗猗原陸。卉木繁華，和風清穆。紛紜士女，趨時競逐。桑婦宵興，農民野宿。
這首詩中的“熙熙令音”一段，顯明是進修《豳風·七月》。從生涯傳統變遷角度來看，從兩漢到魏晉，士人的生涯方法也有變更。漢代器重力田，冷素士人在唸書的同時，多從事躬耕。其例甚多。如大師熟習的朱買臣。魏晉以后，士族莊園經濟逐步構成。這種莊園具有農業經濟的效能，那時稱為“丘園”。謝靈運《答中書》詩中有云：“在昔先師，任誠師天。決心豈高，江海非閑。守道順性，樂茲丘園。”又有《隴西行》：“耿耿僚志，慊慊丘園。”晉宋之際的士人，如謝靈運、顏延之等人，會商田園甚至耕植之風，頗見其跡。但士族多非真正躬耕，其“丘園”閑居或隱逸，多與山川合流，并未當即構成田園詩的風尚。不只這般，同時還有一種鄙棄田園的認識在產生。而陶淵明是否決這種鄙棄田園認識的。黃庭堅《論詩帖》云：“陶淵明詩長于丘園，信所謂有味其言者。”則陶之田園，亦即那時的“丘園”。但陶不言丘園而言田園，正因其志在躬耕之意。恰是這種對那時普通士族不雅念的衝破，使陶淵明構成了既分歧于那時農夫、亦分歧于士族的田園之美的審美興趣，在長久的田園書寫傳統中，獲得了一種新的衝破，發明出一種農耕文明與士年夜夫精力生涯相聯合的中國現代田園詩傳統。
行役詩是陶詩田園描述的開始
陶淵明詩歌中對田園的表示，始于詩人中年出仕行役時代。他外行役詩中屢有對田園的悼念，從《始作鎮軍從軍經曲阿》中“投策命晨裝，暫與園田疏”可見，他未仕進之前是棲身在田園中的。陶淵明37歲居官行役時作《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涂口》，有“懷役不遑寐，中宵尚孤征。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如許的詩句，闡明他在居官行役之時，對田園閑居的生涯記憶猶新，迷戀疇前的躬耕生涯。這些作品中的一種重要情感，就是盼望回回田園：
投策命晨裝，暫與園田疏。眇眇孤船逝，綿綿回思紆。我行豈不遠，登降千里余。目倦川涂異，心念山澤居。（《始作鎮軍從軍經曲阿》）
久游戀所生，若何淹在茲。靜念園林好，人世良可辭。（《庚子歲蒲月中從都還阻風于規林二首·其二》）
懷役不遑寐，中宵尚孤征。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投冠旋舊墟，不為好爵縈。養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涂口》）
伊余作甚者，鼓勵從茲役？一形似有制，素襟不成易。園田日幻想，安得久離析。（《乙巳歲三月為建威從軍使都經錢溪》）
陶淵明行役詩中的這種情調，是遭到“國風”行役詩的影響。“國風”的行役詩，也是將行役的艱苦與田園、鄉居、家庭生涯等外容對照著寫的。這些詩中表示的懷想田園、盼望回回的情感是非常穩固的。陶淵明對田園生涯的情感，來自他少年時期的體驗。顛末中年的宦途奔走，回回田園成為他發自心坎的一種希冀。顛末仕路風浪中田園幻想的醞釀，陶淵明清楚地了解，安居田園對他來說意味著什么——那就是全部人生的一種安置，是他最主要的情感依靠。所以，田園及林園在貳心中是一片最美妙的景致。陶詩發明的田園境界之美，就是來自這種持久的密意投注。他之所以在艱難的躬耕生涯中依然苦守田園，早年行役時盼望回回田園的記憶是一個主要緣由。從詩歌類型來說，陶淵明詩歌對田園生涯的表示，始于行役詩。行役詩中的田園內在的事務，是陶淵明田園詩的前奏。
現存陶詩中，最早寫田園躬耕之事的，是《癸卯歲始春懷古農家二首》，此時他還尚未脫宦途，姑且在家閑居（參考拙著《陶淵明經緯》的相干考證）：
在昔聞南畝，昔時竟未踐。屢空既有人，春興豈自免。夙晨裝吾駕，啟涂情已緬。鳥哢歡新節，泠風送余善。冷草被荒蹊，地為罕人遠。是以植杖翁，悠然不復返。即理愧通識，所保詎乃淺。
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展望邈難逮，轉欲志長勤。秉耒歡時務，解顏勸農夫。平疇教學交遠風，良苗亦懷新。雖未量歲功，即事多所欣。耕種有時息，行者無問津。日進相與回，壺漿勞近鄰。長吟掩柴門，聊為隴畝平易近。
“懷古農家”，即于農家懷古。懷古的重要內在的事務是懷古之耦耕者。“是以植杖翁，悠然不復返”，用了《論語·微子》中“遇丈人，以杖荷蓧”及“植其杖而蕓”的故事。“耕種有時息，行者無問津”用了《論語·微子》中“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的故事。陶淵明在測驗考試親身躬耕時，想起了現代安貧樂道、隱居躬耕的高士。這正可以說明陶淵明從事躬耕的思惟淵源。陶淵明從最基礎上說是一個好古之士。只是他選擇的古，是那種返璞回真性質的前人古事。
“在昔聞南畝，昔時竟未踐。屢空既有人，春興豈自免。”（《癸卯歲始春懷古農家二首·其一》）是說他家的莊園在南畝。《回園田居五首》中的“拓荒南野際”，也是這個處所。此處是陶家的莊園田業。但陶淵明此前并將來過，所以說“昔時竟未踐”。這句詩也可以釋為：曩昔就了解我家有南畝田園，并且想往躬耕，但丁壯未踐。“昔時”應當是丁壯的意思，是指詩人二三十歲的韶華。這也證實我們後面說的情形，陶淵明早年未必躬耕。但此刻遭受“簞瓢屢空”如許的生涯艱苦，陶淵明就下決計親身躬耕。“春興”即春耕。這一句還有別的一種說明：《詩經·豳風·七月》：“同我婦子，馌彼南畝。”陶淵明所說的“在昔聞南畝”，也可以懂得為他說以前了解有南畝耕種之事，就有向往之意，但由於一向不克不及下定決計，所以丁壯而未踐行此事。
“夙晨裝吾駕”數句寫出躬耕情況。能夠陶淵明日常棲身的處所間隔田莊較遠，田莊上也有房舍，所以詩人并非早出晚回，而是整理耕具、行李住進農家。“冷草被荒蹊，地為罕人遠”，描述詩人行走了一段路才抵達地步。
詩的最后幾句是說理的。陶淵明想起古時那些拒絕榮名貧賤、回隱躬耕的人，稱他們為“通識”，并且以為過如許的生涯，才幹真正保全名節、保全一身。
次首詩中的“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實在是接著下面一首的理路而來。在兼濟與獨善之間，陶淵明預備選擇獨善其身，而要獨善其身，對于缺乏經濟支持的他來說，就是要躬耕，即白手起家，也就是他后來感悟到的“衣食當須紀，力耕不吾欺”（《移居二首·其二》），“衣沾缺乏惜，但使愿無違”（《回園田居五首·其三》）等。《榮木》詩中說“先師遺訓，余豈云墜。四十無聞，斯缺乏畏”，此處詩人倒是如許一種說法：認可弘道濟世的幻想很能夠無法完成了，只能轉為躬耕自力。
秉耒歡時務之“歡”，解顏勸農夫之“解顏”，極活潑。寫景之活潑，還在于“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與《時運》詩的“有風自南，翼彼嫩芽”有同工之妙。淵明之體物逼真，來自其心坎的協調，及對天然與田園的極端親近：
邁邁時運，穆穆良朝。襲我春服，薄言東郊。山滌余靄，宇曖微霄。有風自南，翼彼嫩芽。（《時運》）
我們讀著如許的詩句，領會詩人對郊外田園景致的一種密意，也被這種密意所感動。密意中不是普通的觀賞與閑逸，而是濃重的愛護之情。陶淵明詩作中的這種情調，在正面描述田園生涯的詩作中，顯得加倍素樸與安靜，加倍濃摯，如《回往來兮辭》《回園田居五首》等。
陶淵明田園詩的樂哀兩境
陶淵明的田園詩，或許說陶詩中的田園境界，有樂境與哀境之分。樂境是表示田園之美，哀境則是寫躬耕之艱苦以及溫飽之困迫。后人接收或進修陶淵明的田園詩，重要是接收其樂境。樂境的田園詩作重要呈現在詩人晚期及隱居之初，包含行役中的田園縈想，四言詩《時運》中的郊外田園觀賞，宦途中心測驗考試躬耕而寫的《癸卯歲始春懷古農家二首》等。陶淵明田園樂境的飛騰，表示在《回往來兮辭》及《回園田居五首》。
在回隱之初，由于持久迷惑的仕與隱的牴觸得以處理，陶淵明的心坎是比擬愉悅的。《回往來兮辭》就表達了這種心境，辭序頂用“因事順心”四個字來描摹心情，整篇文章都是在想象回隱以后的躬耕、舒嘯之樂。文章所表示出的極端協調的情感，可以說是陶淵明協調神境的典範。這種心境一向延續到詩人《回園田居五首》的寫作：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往三十年。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拓荒南野際，守分回園田。方宅十余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后檐，桃李羅堂前。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叫桑樹巔。戶庭無塵雜，虛室有馀閑。久在牢籠里，復得返天然。
野外罕人事，僻巷寡輪鞅。白日掩荊扉，對酒盡塵想。時復墟里人，披草共交往。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桑麻日已長，我土日已廣。常恐霜霰至，寥落同草莽。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回。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衣沾缺乏惜，但使愿無違。
上述詩作是陶淵明樂境田園的代表。樂境田園是詩人後期行役中“幻想田園”情感的延續。它的境界固然富有寫實性，但詩人對其投注的充盈感情，使樂境田園有了興寄的特色，它依靠了陶淵明豐盛的人生不雅念。顛末行役期的醞釀，田園境界曾經成了陶淵明的性命依靠。
樂境田園也是陶淵明神辨天然性命思惟在其審美生涯中的詳細表現。《回往來兮辭》及《回園田居五首》中的田園境界，依靠了陶淵明“神辨天然”“委運任化”的性命不雅，指向了一種哲學的意蘊。田園與懷古是陶淵明性命中的兩年夜情結。田園的樸實與天然的情勢，是他順暢地進進懷古之思的最好物資前言。
在顛末了初期的協調與愉悅之后，陶淵明遭受現實的生涯艱苦。他的田園境界，逐步從樂境轉為哀境：
天道幽且遠，鬼神茫昧然。結發念善事，僶俛六九年。弱冠逢世阻，始室喪其偏。烈焰屢焚如，螟蜮恣中田。風雨縱橫至，收斂不盈廛。夏季長抱饑，冷夜無被眠。造夕思雞叫，及晨愿烏遷。在己何怨天，離憂凄今朝。吁嗟身后名，于我若浮煙。大方獨悲歌，鐘期信為賢。（《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
草廬寄僻巷，甘以辭華軒。正夏長風急，林室頓燒燔。一宅無遺宇，舫船蔭門前。迢迢新秋夕，亭亭月將圓。果菜始回生，驚鳥尚未還。中宵佇遠念，一盼周九天。總發抱孤僻，奄出四十年。蹤跡憑化往，靈府長獨閑。貞剛自有質，玉石乃非堅。仰想東戶時，余糧宿中田。鼓腹無所思，朝起暮回眠。既已不遇茲，且遂灌我園。（《戊申歲六月中遇火》）
后詩是東晉義熙四年，陶淵明四十四歲時所作。這些詩真正的地反應了陶淵明隱居以后的生涯窘境。陶淵明的思惟，好比他的固窮守節的倫理不雅，還無形影神的思惟，固然在早年就曾經有所萌芽，但真正成熟并且明白的，恰是在回隱之后。
陶淵明田園詩的最年夜特色，就是寫躬耕生涯：
人生回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營，而以求自安！開春理常業，歲功聊可不雅。晨出肆微勤，日進負禾還。山中饒霜露，風尚亦先冷。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四體誠乃疲，庶無異患干。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顏。遠遠沮溺心，千載乃相干。但愿長這般，躬耕非所嘆。（《庚戌歲玄月中于西田獲早稻》，作于東晉義熙六年，詩人時年四十六歲。）
貧居依農事，勠力東林隈。不言春作苦，常恐負所懷。司田眷有秋，寄聲與我諧。饑者歡初飽，束帶候叫雞。揚楫越平湖，泛隨清壑回。皭皭荒山里，猿聲閑且哀。悲風愛靜夜，林鳥喜晨開。曰余作此來，三四星火頹。姿年逝已老，其事未云乖。遠謝荷蓧翁，聊得從君棲。（《丙辰歲八月中于下潠農家獲》，作于東晉義熙十二年，詩人時年五十二歲。）
這兩首詩，比擬詳細地論述了詩人的躬耕生涯，同時也表達了他在躬耕中的思惟。第一首詩尤其完全地展現其躬耕思惟，即白手起家，不辭勞頓——固然懷孕體上的勞頓，可是可以或許取得心靈的安定。詩人還引兩位前人長沮、桀溺來鼓勵本身。引前人以自解、自勉，是陶淵明日常的一種情結。正如我們之前說過的，陶淵明是在田園中懷古的詩人。
田園美與田園生涯，在人類成長汗青中有特別的意義，代表我們常說的農業文明。從原始的采集、打獵生涯，到構成農業文明，實在是人類解脫純潔的天然、渾噩走向自動發明文明的主要一個步驟。所以，農業社會發明的文明，比打獵社會要豐盛得多。陶淵明的詩中固然沒有展現這些意義，但作為現代詩歌對田園生涯之美最傑出的表示，實在擁有深摯的人類文明佈景。同時，作為個別生涯的體驗，陶詩的田園境界之所以這般地吸引后世的我們，還在于它表達了廣泛的人道。
田園生涯中的審美，是顛末晉陞之后形成的。現實的田園耕耘，對人的心理也是考驗。陶淵明的田園詩之所以分歧于后世很多文人田園作品，就在于詩人在表達醉心于田園的安靜、不受拘束的同時，也客不雅地寫出了耕種的勞苦，甚至是心理上的苦楚聚會場地感到，正如“種豆南山下”一詩所描述的情形。明天我們觀賞陶淵會議室出租明的田園詩，真正被感動的亦是他融進田園詩作的情感，而非醜化的田園。這一點也許是陶淵明與后來的王維、孟浩然等田園詩名家最年夜分歧之處。
以陶淵明的創作為代表的中國現代典範田園詩，其內在的事務雖以田園景致、農人及鄉村生涯為主，但其書寫者都是士年夜夫，屬于現代士年夜夫的一種文學審美成果。中國現代田園詩是與士年夜夫精力生涯聯絡接觸在一路的，可以說是現代士年夜夫對中國陳舊田園文明與文學傳統的新發明。
錢志熙 北京年夜學中文系傳授、博士生導師，教導部“長江學者”特聘傳授，兼任中國李白研討會會長、中華詩詞學會副會長等。著有《魏晉詩歌藝術原論》《唐前性命不雅和文先生命主題》《陶淵明經緯》《中國詩歌通史·魏晉南北朝卷》《唐詩近體源流》《黃庭堅詩學系統研討》等專著10余種，論文200余篇。
（本文原稿系2024年6月6日北京年夜學中文系與北京年夜學藏書樓主辦的“古典名著導讀系列講座”內在的事務，經刪省收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