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之亂也，禮樂崩壞，文獻俱亡，而儒衣書服，盛于南唐。豈文雅之未喪，而天將有所寓歟？否則，則圣王之年夜典，掃地盡矣。南唐累世好儒，而儒者之盛，見于載籍，燦然可不雅。如韓熙載之不羈，江文蔚之高才，徐鍇之典贍，高越之華藻，潘佑之清逸，皆能擅價于一時，而徐鉉、湯悅、張洎之徒，又足以爭名于全國。其余落落不成勝數。故曰：“江左三十年間，文物有元和之風。”豈虛言乎？
——（宋）馬令《儒者傳》
下面這段文字，出自宋人馬令《南唐書·儒者傳》弁言，旨在對南唐的儒學成績停止評述。然雖系名為“儒者”之傳，只需稍加閱讀傳內助物，即可發明馬令認知的“儒者”，似乎要比我們習諳的稍廣：此中固不乏經術昌明的儒生，然亦有很多勠力尋求詩文身手的文士。換言之，馬氏所論，實不限于廣義的儒學領域，罷了觸及南唐士人群體的全體文明表示。在引文中，馬氏徵引很多江左人物，以資證實南唐士人文明之“燦然可不雅”，不外我們也萬不成疏忽此結論的主要對比——“禮樂崩壞”“文獻俱亡”的五代。
單就字面看，文中的“五代”似乎較傾向時段代稱，亦即用來指涉鉗夾在唐、宋二朝間的半個多世紀，但現實上，“禮樂崩壞”“文獻俱亡”如許的描述，并非全然實用于此時段內的各個分立諸國，由於除了“儒衣書服”最盛的南唐外，占有四川的蜀國，及雄踞兩浙的吳越，其文物亦皆有彪炳之處；至于被南唐所滅的王閩與馬楚，也各有一段文士濟濟的美妙時間。是以盡管文中的“五代”能夠僅是時光泛稱，但若將前述的負面汗青印象歸入考量，我們大略仍是能斷言，在文中作為南唐重要參照對象的，仍是武夫橫行的南方“五代”王朝。
當然，這盡不是說士人群體在南方幾無保存與成長的機遇。鄧小南早已指出，在武人政治風行的五代時代，文臣團體參預議政、決議計劃的空間確切年夜受擠壓，然因政治上對文書運轉、財賦治理、司法審訊等文職事仍有宏大需求，是以文臣團體照舊擁有存在的急切需要。為逢迎當局所需，南方士人群體開端對本身才能構造停止調適與改革，借以擴展其施展範疇，這也使得在朝更愿意賜與士人群體施為的機遇。是以致后周時，士人已在北朝擁有相當的氣力。方震華則從五代當局對于武功的立場切進，切磋此時代文武關系的變更。他以為，在梁、晉相爭之際，由于兩邊皆有尋求正統性的需求，所以皆能賜與文事必定水平的器重，后唐莊宗李存勖時代（923—926）更到達前所未見的岑嶺。然因莊宗在位時光過短，繼任的明宗李嗣源又對“唐統”或“武功”缺少認同與熱忱，是以北朝很快又落進武事急忙擴大的掉序時期，一向要至后周樹立，文事位置方有穩固的上升。前述的波折成長，天然也深入地擺佈著北士在五代政權中的位置與感化。
相較于五代北士求存之不易，南唐士人則年夜年夜沾恩于在朝的培植、汲引與重用，而得以穩固地茁壯生長。于是，南北士人的文明差距，就在前述的分流成長、此消彼長形式下益形擴展，及至北宋，南唐的文明成績業已遠遠超出于南方。所以盡管南唐在政治上為北宋所滅，然其遺平易近卻憑仗著“未喪之文雅”，在文明範疇回過火來馴服北宋，進而創作發明“宋初文物江南來”的榮景。與此同時，我們也要認識到，西北士人之所以能握有這般雄厚的文明本錢，盡非南唐短短三十八年鼎祚所能達致，現實上，這個文明積聚的過程，早自唐代后期便已開端，其后又為楊吳統治者繼續、深化，最后才將此文明火把轉交給南唐。此段過程，恰是本書的關心地點。文末，就讓筆者依據前文會商，對本研討作一個撮要式的總結。
沉抑：唐末的西北士人
自唐代中期以降，隨同著中國經濟、文明重心的南移，西北士人群體的範圍也日漸強大。及至唐末，可以看到西北士人不只在進士科考中占有極高的登第比例，在文壇里也極為活潑，乃至發生“西北多佳人”的佳譽，相當水平展示了唐末西北士人聚積的雄厚文明實力。但是，若對西北進士的官吏表示，以及唐末統治團體組成停止剖析，便會發明西北士人并不克不及有用將其文明本錢轉換為政治成績。其間的最年夜障礙在于，西北士人多為冷素出生，當他們投身為世家富家操縱的唐末考場或宦場時，常得面對各種無形有形的障礙。不外，從唐末西北士人的現存詩文看來，盡管他們多已認識到科場、宦場情勢之險峻，但他們仍對“大公”幻想抱持著激烈信心，是以無論是屢試屢敗也好，仕途不遂也罷，他們基礎上仍對唐廷懷有強度紛歧的正向不雅感與認同。
前述情況，至黃巢起義迸發后開端產生變更。起首可以留意的是，西北士人的政治實行方法漸趨多元。此中當然有士人依循舊慣，將進朝為宦奉為最高政管理想，但也有不少人廢棄至京師應舉或出仕的機遇，回返故鄉。他們或許就此隱居不仕，或許轉往附近的藩鎮州郡成長，甚至還有些人走上“棄文從武”的途徑。而在僖宗中和年間（881—885），處所上鼓起一股州鎮自立的風潮，江淮一帶也不破例。這些新興的江淮自立政權為了穩固本身基本，特殊側重拉攏在地權勢，與其擁有深摯地緣關系的西北士人，也就天然成為這些政權的招徠目的。在第二章中，可以看到非論是起家廬州的楊行密，坐擁兩浙的錢镠，分立江西的鐘傳、彭玕，皆甚為器重治下的士人群體，并經由過程各類手腕將其吸納至本身的政權中。這一方面使得這些新興政權感染上光鮮的地區顏色，另一方面也讓很多西北士人就此系于處所，不再往中心成長。
起家：楊吳政權下的西北士人
作為本書考核重點之一的楊吳政權，恰是從此波自立海潮中突起。該政權從中和二年（882）的一個州級權勢慢慢擴大，至天復二年（902）楊行密被唐廷封爵為吳王之時，已成為地跨江淮的宏大權勢。二主楊渥于天助二年（905）繼位后，又勝利將邊境拓展至江西。在此階段，軍事氣力無疑是楊吳引導者最急切的需求，是以在吸納成員時，大略也以軍事人才作為重要考量，僅具文職才干者，在楊吳後期很難打進團體焦點。盡管這般，楊吳士人仍能保有必定的政治成長空間。這是由於楊吳後期的人事任用權猶未集中于王府，而是因襲唐末以來藩鎮自辟的舊習，是以在取才尺度上，往往浮現出因州鎮而異的情況。而在楊吳後期，頗可見到重文崇儒、冷遇士人的州長——諸如田頵、陶雅、周本等——這幾多沖淡了當時王府的“重武”偏向，而得吸引部門士人前來投效。另一方面，即使吳政權與士人的關系不深，其對士人成長仍具有嚴重意義：正由於它在那烽火焚空的濁世，開辟出一片絕對安寧的廣袤泥土，四方之士方得在其轄下安居、講授，甚至習業。也因這般，楊吳士人不只沒有由於動蕩時局耗費，反倒穩健地擴展範圍、聚積能量。
楊吳的政權性情至天助五年（908）以降呈現顯明轉機。該年，二主楊渥為近臣所弒，國政自此落進徐溫之手；翌年，楊吳部隊擊敗危全諷權勢，將江西年夜半地盤納為己有，奠基楊吳政權的基礎邦畿。此后，徐溫便暫緩對外擴大腳步，轉將重心放在強化外部安排上。他起首應用軟硬兼施的方法，對立場或順或逆的年夜鎮藩帥停止賞罰，以建立王府威望，再經由過程各類項目，參與處所行政。其次，在人事任用上，徐溫遠較楊吳後期統治者器重文職僚佐的感化，不單讓他們介入瑜伽教室各類政策擬定與決議計劃，更經由過程絕對完整的取士軌制，汲引士人進進政權，相當水平上開啟了楊吳團體的“文質化”過程。前述的改造慷慨向，為徐溫義子徐知誥繼續。他自天助九年（912）出任升州刺史以來，便傾身下士，努力延攬士人。在天助十五年（918）被委以楊吳輔政后，徐知誥更將這套作法擴展為基礎國策，從而加快了楊吳后期的武功轉向。
奮起：南唐政權下的西北士人
代吳之后，徐知誥以李唐繼續人自居，不單改姓易名、轉宗李氏，執政儀、軌制等方面，也以恢復唐制為號令。在此扶植經過歷程中，身懷雄厚禮律常識的士人便成為李唐先主主要的取資對象；在處所行政上，先主也開端任用士人擔負官長，推進行政文職化。這些政治需求，讓士人在南唐初期有了更多施展特長的機遇。此外，社會對于士人文明的嚮往，以及官私、教導工作的推進、普及，則成為吳唐之際武功轉向綿綿不斷的動力起源。
由南唐先主樹立起的文官政治，在中主時期迎來其最岑嶺，這與中主自己的本質與習慣有很深關系。與深諳軍務、機謀的先主分歧，中主自幼便接收典範的士人教導，繚繞身旁的也盡是一些才學出眾的儒生文士，是以很天然地養成崇文抑武的偏向。中主繼位后，文官團體很快便成為擺佈朝政走向的主導氣力。絕對地，武臣權利則被日益排擠。最為明顯的景象，即是藩帥勢力的限縮。藩帥一方面得接收例行性派遣，以防與在地軍團及社會權勢有所聯絡接觸，另一方面又要遭到中心調派的監軍、通判監視與控制，在此形式下，武臣若想維系本身在處所上的勢力，便得經由過程行賄朝廷要員等不符合法令手腕。總之，文武關系的逆轉，使得文官掌政成為中主朝最凸起的政治景象。但是，由于國策看法的分歧、佈景共享空間才性的差別，使得各類牴觸充滿于此時期的文官團體中，劇烈的黨爭緣此而生，甚至還從朝堂舒展至疆場，招致幾回嚴重的軍事挫敗。中主朝的國勢因此由盛轉衰，終極在后周的侵逼下，于顯德五年（958）自願割讓江北諸州。此后，南唐僅能猛攻在江南一隅，于南方王朝的要挾下殘喘過活。
盡管南唐二主時代國運漸危，然在文明成長面仍有不少值得一書之處。起首可以留心的是，閩地士人在王閩為南唐攻滅后，開端有向江淮集中的趨向，年夜幅擴展了南唐士人的範圍，也讓各地的學術文明擁有更多交通能夠。私密空間其次，進士科在中主朝的完全重建，帶動南唐科舉文明的鼓起，社會上崇文興學之風更熾。遭到政治、社會上的右文風尚影響，底本較不具有士人本質的武臣與文吏群體，也日益器重文明養成，甚至激勵子嗣求取科第功名，是以致二主時代，頗可見到才兼文武的將帥和武臣家族士人化、文質化的事例。正因二主時代“文官政治”的高張，付與南唐士人史無前例的成長機運與高尚位置，是以他們多對南唐當局抱持著極為正向的不雅感，即使亡國后猶然。此種對舊主祖國滿懷溫情與敬意的立場，罕有于他國遺平易近，反應出南唐政治與士人關系之融家教洽。
唐宋之際西北士人成長的汗青意義
顛末前文的簡要歸納綜合，我們可以看到唐宋之際的西北士人若何在唐末既有的文明基本上連續成長，以及楊吳、南唐政權在其間施展的直接、直接感化。這兩股氣力相反相成，配合創作發明出唐宋之際西北士人的文明盛況。這個漫長的汗青積聚，并沒有跟著南唐亡國而逝，反倒以一種文明遺產的樣態，依靠在宋初西北士人身上，經由過程此中介與傳衍，終極對北宋士人文明施展出嚴重的引領感化。也恰是靠著這股雄厚的文明基底，西北士子方得以衝破宋初統治者“重北輕南”的取士方針，年夜舉涌進宦途，慢慢改變宋代統治階級的構成構造。及至北宋末，西北士人無論在考場或宦場上都顯明壓過南方士年夜夫，迫使后者不由收回“沉抑之嘆”。換言之，顛末兩百余年的測驗考試與盡力，西北士人終于勝利將其充分的文明能量轉換為殘暴的政治成績。
西北士人在北宋政壇的突起，在中國汗青上有著極特別的意涵。此項改變意味著：傳統中國總算揮別歷時數百年的政治階級化與貴族化時期，轉向一個活動性較高的社會。這個趨向實在在唐宋之際就已非常顯明，本書會商的楊吳與南唐，即可說是由新興權要與冷素人士所構成的政權。北宋同一中國后，在朝者也沒有勵行保證馴服團體的政策，反而經由過程科舉軌制向全國士人群體開放。更值得留意的是，相較于唐代科舉，宋代科舉的登科名額不只年夜幅擴增，取士尺度亦逐步轉向測試至上，使得各地冷素舉子可以各憑本領爭奪官吏機遇，這般一來，西北地域所積聚的宏大文明潛能終得徹底開釋。也由于仕途年夜開，北宋西北士人遂得敏捷涌進權要系統、進占樞要職官，及至北宋早期，西北士人已成為宋代統治團體中最為宏大的權勢，這不只標志著中國南邊士人成長自此進進一個極新階段，也意味著西北地域自此確立起在晚世中國的主導位置。
除了從長時段的后設視角，縱不雅唐宋之際西北士人成長的汗青影響外，此過程自己亦有不容疏忽的意義。從本研討可以明白看到，西北士人之所以能在北宋年夜放異彩，與其百年間的汗青際遇有著密不成分的聯繫關係。若非仰仗楊吳團體敏捷平定江淮濁世，此區即使在唐末擁有再多的文明能量，只怕都要被耗費殆盡；若非徐溫父子在掌權后，為了穩固、晉陞本身的政治位置與勢力，慢慢改革楊吳政權體質、徵引文職人才，即使此地文明能連續成長，士人與政治的關系仍能夠處于極端疏離的狀況；又若非南唐二主對士人文明懷抱著這般深切的認同與熱忱，南唐士人可否成為擺佈國策走向的主導氣力，亦屬不決之天。這各種偶爾原因，使我們深入認識到，北宋西北士人的鼓起景象盡不克不及簡略地用“文明重心南移”如許的年夜闡述加以歸納綜合，而應代之以更精密的實證研討，建構更為詳細的圖像。西北士人這般，他地士人亦然，若能對唐宋之際各區士人的成長情狀作一體系且完全的爬梳，定能讓我們更深入地掌握北宋士人文明之所由，之后便可以此為基本，進一個步驟思考他們畢竟是在哪些層面或範疇，作出了真正主要的衝破。
唐宋兩朝間的宏大變更，實有個人空間很多可貴線索埋躲在其間的五代十國，值得好好探微挖掘，這恰是本書所欲測驗考試的，缺乏及待商議、展開之處當然不一而足，但若能幾多浮現出唐宋之際的多元樣貌，稍稍補強既有熟悉上的空白，甚至推動人們對于唐宋變更此一嚴重課題的懂得，筆者便已無憾。最后，希冀本書能吸引更多追蹤關心此課題的同好，并以更好的研討，點亮這個主要的轉機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