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害詞:《汪曾祺選集》 汪曾祺
汪曾祺
汪曾祺作品的校勘,是一個困難。僅從字面是無法處理的,須清楚處所風景方可。此外,還有汪曾祺本身的筆誤,應有恰當的注講解明一下。
一
汪曾祺作品的校勘,是一個困難。如人文社新版《汪曾祺選集》,小說第一卷的《異稟》,有句子:“正月初一日起新增甘旨羊羔五噴鼻兔腿。”第二卷《異稟二》:“本日起新添甘旨羊糕五噴鼻兔肉。”一為羊羔,一為羊糕,統一種食品呈現異文,總有一個是不合錯誤的。很多人從生涯習見判定,多會認定“羊羔”對的,實在否則,“羊糕”乃汪曾祺家鄉高郵的食品——解凍的白煮羊肉成塊,吃時切片,恰是小說中描述的:“這處所人沒有本身家里做羊肉的,都是從熏燒攤上買。只要一種服法:帶皮白煮,凍實,切片,加青蒜、辣椒糊,還有一把必不成少的胡蘿卜絲(聽說這是最能解膻氣的)。”在另一處亦有佐證,一九九六年所寫《國風文叢總序》有云:“最后為五噴鼻野兔、羊糕(山羊年夜塊連皮,凍實后切片)……這些都是對于客居的游子的勾引,足以惹起對童年生涯的回想。”汪曾祺天然不會將本身故鄉的食品稱號寫錯,人文社選集所據小說版本是雜志的初刊本,若那里已是“羊羔”,或是雜志編纂想當然私行修正的,選集也就因循了這一過錯。如許的異文校勘僅從字面是無法處理的,須清楚處所風景方可。校勘之難,可見一斑。
若說“羊羔”之誤是編校之責的話,那汪曾祺本身的筆誤就別有興趣味了。如一篇散文的開首:
“我的故鄉是蘇北,和長城間隔很遠,可是我小時辰即對長城很有情感,這重要是由於常唱李叔同填詞的那首歌:長城外,舊道邊,芳草碧連天。……”
《送別》的歌詞中,并非“長城外”,而是“長亭外”,看來是汪曾祺的記憶誤差了,而這個記憶或許自童年即開端,不然不會言之鑿鑿寫進文章里。聯想到他回想東北聯年夜的馮文潛師長教師授課,教學講一首詞:“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頭,吳山點點愁。”馮師長教師說他的孫女念這首詞,老是把“吳山點點愁”念成“吳山點頷首”。這種童年的記憶有時真會影響甚年夜,也未可知。
汪曾祺在談廢名的一篇文章里寫道:“《竹林的故事》算是長篇,叫做故事,實無故事,只是幾個孩子天天生涯的記載。他不寫故事,適意境。”現實上,廢名《竹林的故事》是短篇小說,不是長篇,也不是幾個孩子天天生涯的故事,且仍以講故事為主;合適這些描寫特征的,實在是《橋》。這年夜約是汪曾祺憑記憶寫出,乃有此訛誤。另一篇關于葡萄的散文里,他說:“葡萄本都是外來的,但在中國落戶已久,曹操就作文贊美過葡萄。”曹操并未贊美過葡萄,而是其子曹丕,在《與吳監書》寫過葡萄(汪在此外文章里援用過《與吳監書》,天然是知曉的,不外此處筆誤)。小說《禮俗年夜全》中,論述孫家女兒能背誦《長恨歌》《琵琶行》《董西廂》,隨后援用:“碧云天,黃花地,金風抽豐緊,北雁南飛,曉來誰染霜林醉?老是離人淚。”不外,這首名為《規矩好》的小令并不出自這三種作品,而是來自《王實甫西廂記》,汪曾祺顯然誤記為《董西廂》了。如許年夜鉅細小存在的題目,不在多數,應有恰當的注講解明一下,但似未有好的注本,是有些遺憾的。
二
汪曾祺一九八八年所寫散文《淡淡秋光》中,說起小孩子愛好在秋天搜集梧桐落葉,“對于如許絕不值錢的工具的器重,是可以不妥一回事的么?不啊!這里凝集著我們對于時序的情感。這是‘俺們的秋天’”。
“俺們的秋天”一語,疑是戲仿小林一茶《俺的春天》。汪曾祺是江蘇高郵人,“俺”或“俺們”并非其方言,年夜約是在“用典”吧。
這是一種猜想,——牽來佐證,汪曾祺是讀過小林一茶的,了解這本《俺的春天》。這篇散文里突然呈現 “俺們的秋天”,其實突兀,我便獵奇心起,測驗考試說明一下。
年青時期的汪曾祺讀過小林一茶,證據是一九四六年寫的小說《磨滅》(頒發于同年玄月二日《至公報》),開首寫道:
“蒼蠅搓它的手,它的腳。
(不要打了,蒼蠅搓它的手它的腳呢。)”
這是來自周作人的《雨天的書·蒼蠅》中所譯小林一茶俳句:“不要打哪,蒼蠅搓他的手,搓他的腳呢。”(一九二五年《陀螺·一茶的詩》亦收此俳句。)汪曾祺略加變更,重章用之,觀賞其間之興趣。
三
對影響汪曾祺的一些書,會感愛好某些前因後果的細節。如清代吳其濬的著作,是汪曾祺40年月末在上海教中學時借來讀的,不外似只要《植物名實圖考長編》,吳其濬另一部《植物名實圖考》,或是后來找來看的;汪曾祺頭次形諸書面說起這兩部書,是70年月初與朱德熙的通訊,很是推重,將其推舉給老友讀,至于新時代后,頻仍在散文中征引此中語句,且抄下一段作小說《晚飯花》的題記。從他應用的嫻熟及頻次,應是手頭已備,至于是何版本,因二書印行較少,或可猜測一下——《植物名實圖考長編》乃一九五九年商務印書館版,《植物名實圖考》乃一九六三年中華書局版(汪唸書不重珍本,只選方便取得的通行本)。汪曾祺激賞的《董解元西廂記》,初讀應也是40年月上海時代,于舊書攤覓得,萬有文庫湯顯祖評本,通舞蹈教室俗的影印刻本,這本書對他以后寫戲、寫小說均有啟示,如用韻文思想的方法,湯顯祖所言“度尾”“煞尾”等。鄙人放張家口沙嶺子休息時,汪曾祺不測地在鎮子里小書店發明幾冊書——《夢溪筆談》《容齋漫筆》《癸巳類稿》《十駕齋養新錄》,一口吻全買下;這些書里除《十駕齋養新錄》外,另三種他都應用較多,如在沙嶺子時代,他偷閑寫了《現代平易近歌雜說》,即以《癸巳類稿》里的資料考據古歌謠《雉子班》,算是現讀現用了,若干年后寫給朱德熙的信中又用《夢溪筆談》或《容齋漫筆》的記錄談油炸蛤蜊,后來的散文寫作中,更是不時見之。明代王磐,是家鄉高郵的先賢,以寫作散曲著名于世,其《野菜譜》未必人人皆知,汪曾祺應早傳聞過,不外此書印行稀疏,他一向不得見全貌,直到80年月托人從故鄉藏書樓復印一份,才讀到,寫《王磐的〈野菜譜〉》一文,推介之。
四
汪曾祺曾說東北聯年夜國文課教材選進林徽因的作品,引來群情紛紜。我很想了解有些什么群情,但他并未明說,我也未查到此外材料,只能試著略加猜測。汪曾祺說聯年夜中文系是“京派”的(此稱呼由后世文學史家回納所得,當時并無),國文課教材有偏向性,翻翻這本書的新文學部門,選右翼作家僅茅盾(《連環丹青小說》)一人,京派則有周交流作人(《希臘的小詩》)、朱光潛(《文藝與品德》《天然美與天然丑》)、沈從文(《我的創作與水的關系》)、丁西林(《一只馬蜂》)、林徽因(《窗子以外》),別的選進新月派的徐志摩(《我所了解的康橋》)、陳西瀅(《閑話》),也是與京派有莫年夜關系的,所以說是其偏向性引來群情,看來這般。至于為何非議的鋒芒較集中于林徽因,或許是“群情者”以為可議處最多:起首,林徽因非專門研究作家,其專門研究是建筑學,在文學寫作上她類同 “票友”,作品存世多少數字較少——不外幾十首詩、六篇小說、若干散文、教學場地半部腳本,以非專門研究作家的成分得以選進國文選,不免引來側目;再有,“述而不喜作”的林徽因,是“太太的客堂”的主人,此沙龍起著凝集京派同仁向心力的感化(另一沙龍是慈慧殿三號朱光潛家舉行的“讀詩會”),她同等于組織者、召集人,其在京派圈子里的位置可想而知(她名列《至公報》文藝獎金評審委員會,亦是標志之一),那她的文章選進教材,外人不免要想能否有情面原因的摻雜?依我所見,決然否定有此原因存在,與確定有此原因存在都無需要,因任何選本必定表現編選者的偏向,其選什么不選什么,恰是選本之特點,溫吞水般含混偏向,反而是平淡的、有趣的。是以,選誰未必可非議,要緊的是進選作品的水準,林徽因的《窗子以外》若何呢?那就要說,這是篇很傑出的文章,通篇以認識流伎倆寫成,毫無生澀感,有著外鄉化之圓熟,可進新文學以來第一流的散文序列;或許更主要的,是此文流露出的常識分子于底層大眾的抱歉感甚至“原罪感”,以及常識分子對本身任務的隱然自負自負,使得京派同仁深感共識,年夜有戚戚之感。而這種抱歉感,也非京派常識分子所獨佔,而是古代中國常識分子所共有的,早重新文明活動之初,北年夜 “歌謠研討會”的彙集收拾平易近間歌謠、平易近間傳說故事,風俗研討等運動,即已開端“到平易近間往”,就是配合懷著此心思。林徽因的《窗子以外》,似有著“代言”之用,表現了二三十年月生涯較為優渥的常識分子的心聲。就此看來,東北聯年夜國文課教材選進此文,是顛末穩重斟酌的,是要展現常識分子眼中的“窗子以外”的生涯。
汪曾祺的文學發蒙,就是受著如許的“京派”主導之國文課教材浸潤(他上東北聯年夜之前,即已熟讀沈從文小說,沈天然是京派中堅人物),成長出相似的文學不雅念與審雅觀,以致多年后被稱為最后一個“京派”,他亦以此驕傲。
五
由廢名至沈從文,又至汪曾祺的傳承,順帶說說學汪者——或貿然加以“汪派”一稱吧。新文學以來,有一些作家首創了獨屬的文學不雅、審美方法及寫作方式,以致引來很多的跟隨者,如魯迅、周作人、廢名、張愛玲等。汪曾祺源出廢名、沈從文,但其特質是顯明的,作品之魅力,自80年月以來,引來有數的進修者,直至本日不只不衰減,更有成長之勢。不外,不客套地說,三十多年來的學汪者年夜多碌碌,并未呈現傑出的,這是何啟事,或可探討一下。汪曾祺被文學史家回進最后的京派作家,或被稱為“最后一位士年夜夫”(雖未必妥善),總回暗示著其作品的“文明內在”,即意味汪曾祺簡白溫和的文字下,并非就是“白”,好像川菜中的“開水白菜”,其湯清亮,卻非淨水,而是熬制的雞湯。80年月的汪曾祺復出,代表作品多寫于此時,學汪者亦始于此時,他們發展于文明斷裂多年的時期,後天缺乏,那“開水”便真是一清究竟的白水,以此基礎往跟隨稟有幼學根柢(且不限于“文”,兼及書法、中國畫、昆曲等)的汪曾祺,除往畫虎不成還會如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