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害詞：《汪曾祺選集》 汪曾祺
汪曾祺
汪曾祺作品的校勘，是一個困難。僅從字面是無法處理的，須清楚處所風景方可。此外，還有汪曾祺本身的筆誤，應有恰當的注講解明一下。
一
汪曾祺作品的校勘，是一個困難。如人文社新版《汪曾祺選集》，小說第一卷的《異稟》，有句子：“正月初一日起新增甘旨羊羔五噴鼻兔腿。”第二卷《異稟二》：“本日起新添甘旨羊糕五噴鼻兔肉。”一為羊羔，一為羊糕，統一種食品呈現異文，總有一個是不合錯誤的。很多人從生涯習見判定，多會認定“羊羔”對的，實在否則，“羊糕”乃汪曾祺家鄉高郵的食品——解凍的白煮羊肉成塊，吃時切片，恰是小說中描述的：“這處所人沒有本身家里做羊肉的，都是從熏燒攤上買。只要一種服法：帶皮白煮，凍實，切片，加青蒜、辣椒糊，還有一把必不成少的胡蘿卜絲（聽說這是最能解膻氣的）。”在另一處亦有佐證，一九九六年所寫《國風文叢總序》有云：“最后為五噴鼻野兔、羊糕（山羊年夜塊連皮，凍實后切片）……這些都是對于客居的游子的勾引，足以惹起對童年生涯的回想。”汪曾祺天然不會將本身故鄉的食品稱號寫錯，人文社選集所據小說版本是雜志的初刊本，若那里已是“羊羔”，或是雜志編纂想當然私行修正的，選集也就因循了這一過錯。如許的異文校勘僅從字面是無法處理的，須清楚處所風景方可。校勘之難，可見一斑。
若說“羊羔”之誤是編校之責的話，那汪曾祺本身的筆誤就別有興趣味了。如一篇散文的開首：
“我的故鄉是蘇北，和長城間隔很遠，可是我小時辰即對長城很有情感，這重要是由於常唱李叔同填詞的那首歌：長城外，舊道邊，芳草碧連天。……”
《送別》的歌詞中，并非“長城外”，而是“長亭外”，看來是汪曾祺的記憶誤差了，而這個記憶或許自童年即開端，不然不會言之鑿鑿寫進文章里。聯想到他回想東北聯年夜的馮文潛師長教師授課，教學講一首詞：“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頭，吳山點點愁。”馮師長教師說他的孫女念這首詞，老是把“吳山點點愁”念成“吳山點頷首”。這種童年的記憶有時真會影響甚年夜，也未可知。
汪曾祺在談廢名的一篇文章里寫道：“《竹林的故事》算是長篇，叫做故事，實無故事，只是幾個孩子天天生涯的記載。他不寫故事，適意境。”現實上，廢名《竹林的故事》是短篇小說，不是長篇，也不是幾個孩子天天生涯的故事，且仍以講故事為主；合適這些描寫特征的，實在是《橋》。這年夜約是汪曾祺憑記憶寫出，乃有此訛誤。另一篇關于葡萄的散文里，他說：“葡萄本都是外來的，但在中國落戶已久，曹操就作文贊美過葡萄。”曹操并未贊美過葡萄，而是其子曹丕，在《與吳監書》寫過葡萄（汪在此外文章里援用過《與吳監書》，天然是知曉的，不外此處筆誤）。小說《禮俗年夜全》中，論述孫家女兒能背誦《長恨歌》《琵琶行》《董西廂》，隨后援用：“碧云天，黃花地，金風抽豐緊，北雁南飛，曉來誰染霜林醉？老是離人淚。”不外，這首名為《規矩好》的小令并不出自這三種作品，而是來自《王實甫西廂記》，汪曾祺顯然誤記為《董西廂》了。如許年夜鉅細小存在的題目，不在多數，應有恰當的注講解明一下，但似未有好的注本，是有些遺憾的。
二
汪曾祺一九八八年所寫散文《淡淡秋光》中，說起小孩子愛好在秋天搜集梧桐落葉，“對于如許絕不值錢的工具的器重，是可以不妥一回事的么？不啊！這里凝集著我們對于時序的情感。這是‘俺們的秋天’”。
“俺們的秋天”一語，疑是戲仿小林一茶《俺的春天》。汪曾祺是江蘇高郵人，“俺”或“俺們”并非其方言，年夜約是在“用典”吧。
這是一種猜想，——牽來佐證，汪曾祺是讀過小林一茶的，了解這本《俺的春天》。這篇散文里突然呈現 “俺們的秋天”，其實突兀，我便獵奇心起，測驗考試說明一下。
年青時期的汪曾祺讀過小林一茶，證據是一九四六年寫的小說《磨滅》（頒發于同年玄月二日《至公報》），開首寫道：
“蒼蠅搓它的手，它的腳。
（不要打了，蒼蠅搓它的手它的腳呢。）”
這是來自周作人的《雨天的書·蒼蠅》中所譯小林一茶俳句：“不要打哪，蒼蠅搓他的手，搓他的腳呢。”（一九二五年《陀螺·一茶的詩》亦收此俳句。）汪曾祺略加變更，重章用之，觀賞其間之興趣。
三
對影響汪曾祺的一些書，會感愛好某些前因後果的細節。如清代吳其濬的著作，是汪曾祺40年月末在上海教中學時借來讀的，不外似只要《植物名實圖考長編》，吳其濬另一部《植物名實圖考》，或是后來找來看的；汪曾祺頭次形諸書面說起這兩部書，是70年月初與朱德熙的通訊，很是推重，將其推舉給老友讀，至于新時代后，頻仍在散文中征引此中語句，且抄下一段作小說《晚飯花》的題記。從他應用的嫻熟及頻次，應是手頭已備，至于是何版本，因二書印行較少，或可猜測一下——《植物名實圖考長編》乃一九五九年商務印書館版，《植物名實圖考》乃一九六三年中華書局版（汪唸書不重珍本，只選方便取得的通行本）。汪曾祺激賞的《董解元西廂記》，初讀應也是40年月上海時代，于舊書攤覓得，萬有文庫湯顯祖評本，通舞蹈教室俗的影印刻本，這本書對他以后寫戲、寫小說均有啟示，如用韻文思想的方法，湯顯祖所言“度尾”“煞尾”等。鄙人放張家口沙嶺子休息時，汪曾祺不測地在鎮子里小書店發明幾冊書——《夢溪筆談》《容齋漫筆》《癸巳類稿》《十駕齋養新錄》，一口吻全買下；這些書里除《十駕齋養新錄》外，另三種他都應用較多，如在沙嶺子時代，他偷閑寫了《現代平易近歌雜說》，即以《癸巳類稿》里的資料考據古歌謠《雉子班》，算是現讀現用了，若干年后寫給朱德熙的信中又用《夢溪筆談》或《容齋漫筆》的記錄談油炸蛤蜊，后來的散文寫作中，更是不時見之。明代王磐，是家鄉高郵的先賢，以寫作散曲著名于世，其《野菜譜》未必人人皆知，汪曾祺應早傳聞過，不外此書印行稀疏，他一向不得見全貌，直到80年月托人從故鄉藏書樓復印一份，才讀到，寫《王磐的〈野菜譜〉》一文，推介之。
四
汪曾祺曾說東北聯年夜國文課教材選進林徽因的作品，引來群情紛紜。我很想了解有些什么群情，但他并未明說，我也未查到此外材料，只能試著略加猜測。汪曾祺說聯年夜中文系是“京派”的（此稱呼由后世文學史家回納所得，當時并無），國文課教材有偏向性，翻翻這本書的新文學部門，選右翼作家僅茅盾（《連環丹青小說》）一人，京派則有周交流作人（《希臘的小詩》）、朱光潛（《文藝與品德》《天然美與天然丑》）、沈從文（《我的創作與水的關系》）、丁西林（《一只馬蜂》）、林徽因（《窗子以外》），別的選進新月派的徐志摩（《我所了解的康橋》）、陳西瀅（《閑話》），也是與京派有莫年夜關系的，所以說是其偏向性引來群情，看來這般。至于為何非議的鋒芒較集中于林徽因，或許是“群情者”以為可議處最多：起首，林徽因非專門研究作家，其專門研究是建筑學，在文學寫作上她類同 “票友”，作品存世多少數字較少——不外幾十首詩、六篇小說、若干散文、教學場地半部腳本，以非專門研究作家的成分得以選進國文選，不免引來側目；再有，“述而不喜作”的林徽因，是“太太的客堂”的主人，此沙龍起著凝集京派同仁向心力的感化（另一沙龍是慈慧殿三號朱光潛家舉行的“讀詩會”），她同等于組織者、召集人，其在京派圈子里的位置可想而知（她名列《至公報》文藝獎金評審委員會，亦是標志之一），那她的文章選進教材，外人不免要想能否有情面原因的摻雜？依我所見，決然否定有此原因存在，與確定有此原因存在都無需要，因任何選本必定表現編選者的偏向，其選什么不選什么，恰是選本之特點，溫吞水般含混偏向，反而是平淡的、有趣的。是以，選誰未必可非議，要緊的是進選作品的水準，林徽因的《窗子以外》若何呢？那就要說，這是篇很傑出的文章，通篇以認識流伎倆寫成，毫無生澀感，有著外鄉化之圓熟，可進新文學以來第一流的散文序列；或許更主要的，是此文流露出的常識分子于底層大眾的抱歉感甚至“原罪感”，以及常識分子對本身任務的隱然自負自負，使得京派同仁深感共識，年夜有戚戚之感。而這種抱歉感，也非京派常識分子所獨佔，而是古代中國常識分子所共有的，早重新文明活動之初，北年夜 “歌謠研討會”的彙集收拾平易近間歌謠、平易近間傳說故事，風俗研討等運動，即已開端“到平易近間往”，就是配合懷著此心思。林徽因的《窗子以外》，似有著“代言”之用，表現了二三十年月生涯較為優渥的常識分子的心聲。就此看來，東北聯年夜國文課教材選進此文，是顛末穩重斟酌的，是要展現常識分子眼中的“窗子以外”的生涯。
汪曾祺的文學發蒙，就是受著如許的“京派”主導之國文課教材浸潤（他上東北聯年夜之前，即已熟讀沈從文小說，沈天然是京派中堅人物），成長出相似的文學不雅念與審雅觀，以致多年后被稱為最后一個“京派”，他亦以此驕傲。
五
由廢名至沈從文，又至汪曾祺的傳承，順帶說說學汪者——或貿然加以“汪派”一稱吧。新文學以來，有一些作家首創了獨屬的文學不雅、審美方法及寫作方式，以致引來很多的跟隨者，如魯迅、周作人、廢名、張愛玲等。汪曾祺源出廢名、沈從文，但其特質是顯明的，作品之魅力，自80年月以來，引來有數的進修者，直至本日不只不衰減，更有成長之勢。不外，不客套地說，三十多年來的學汪者年夜多碌碌，并未呈現傑出的，這是何啟事，或可探討一下。汪曾祺被文學史家回進最后的京派作家，或被稱為“最后一位士年夜夫”（雖未必妥善），總回暗示著其作品的“文明內在”，即意味汪曾祺簡白溫和的文字下，并非就是“白”，好像川菜中的“開水白菜”，其湯清亮，卻非淨水，而是熬制的雞湯。80年月的汪曾祺復出，代表作品多寫于此時，學汪者亦始于此時，他們發展于文明斷裂多年的時期，後天缺乏，那“開水”便真是一清究竟的白水，以此基礎往跟隨稟有幼學根柢（且不限于“文”，兼及書法、中國畫、昆曲等）的汪曾祺，除往畫虎不成還會如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