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聞一多雜文中開端呈現一個詞語：“待價而沽”。《從宗教論中西作風》中說起：“由於聰慧所以會鼠竊狗偷——假公濟私，待價而沽。”1“人生假如僅是吃飯睡覺，冷暄應付，或待價而沽，假公濟私，那許用不著宗教。”2在文中，這一詞語用來批評缺少生之意志的虛假、利己、萎靡的中國作風，屬于五四公民性批評傳統的延續。假如剝離失落這一層意思，則會發明聞一多針對實際經濟的指向性——公民黨專賣軌制與擴大性貨泉政策招致的通貨收縮。現實上，瀏覽聞一多的多篇雜文，會發明他政治的批評認識，往往是從經濟層面的體認動身的，他曾如許隱晦地表達過對中共抗日依據地的贊揚：“半個平易近主的中國不也在抗戰嗎？並且抗得更多，國民卻不餓飯。（還不要忘卻那本是中國最瘠薄的區域之一。）”3異樣地，在從頭考量五四時代時，經濟也成為一個主要的權衡方法：“五四時期，因帝國主義加入，中公民族產業得以臨時繁華，普通說來，國民的生涯是走上坡路的。明天的情況，不消說，和那時正相反。”4
以上闡述年夜多來自一篇名為《五四活動的汗青法例》的文章，在這篇文章里，聞一多死力想要證實的焦點是國民物資生涯程度的降落并不該當回于抗戰自己，而是政治墮落的成果，其鋒芒直指公民黨政府。眾所周知，聞一多此前對蔣介石有過時許，1937年秋與家人群情時，還以為抗戰要靠蔣介石；《八年的回想和感觸》還談及：“抗戰對中國社會的影響，那時還不甚明顯，人們對蔣委員長的崇敬與信賴，簡直是沒無限度的。”5直到20世紀40年月希冀的泡沫幻滅后，才逐步熟悉到埋葬在戰鬥之下的墮落因子：“政治墮落的義務……是不克不及推在抗戰身上的”6，“本來家教抗戰在我們這年夜后方，是被人應用了，看成多數人吸血的東西應用了。”7就此，他挖掘出了一對穩固的三角關系：封建、帝國與國民。此中，蔣介石調換了袁世凱，成為保育毒菌、墮落繁殖的泉源代表。
對于這一經典的改變題目，研討者們有過不少到位的剖析，如雷頤以為聞一多的政治轉向既源于“對社會實際的清楚、生涯的貧苦化及統治者的獨裁腐朽”，又遭到羅隆基、吳晗與華崗三人的影響；8鄭會欣在日誌與手札的生涯細節與數據中，發明了包含聞一多在內的“常識分子生涯貧苦化對他們日后的政治決定所發生的影響”9。以上剖析雖切中關鍵，但對于聞一多經濟生涯的分析，年夜多止步于通貨收縮招致的貧苦生涯自己，而未能做更深一個步驟的思惟延長。假如從經濟視角動身停止不雅照，可以發明聞一多生涯中的諸多“經濟氣象”如同草蛇灰線，雖時隱時現，但卻完全貫串了他要害的轉機時代，而這種切膚、鮮活的經濟生涯，背后又連累出全部戰時經濟體系體例的諸多舉動，以及全部常識分子群體從不受拘束主義、本位主義會議室出租向白色政權的挨近。
一、救國公債與聞一多對平易近族主義的警戒
1937年11月1日，聞一多在給老婆高孝貞的函件中說起了“救國公債”：“薪水本可以領到七成，合得實數二百八十元，但九、十兩月扣救國公債四十元，所以只能得二百四十元。”101937年后，公民當局非債總支出遠遠趕不上宏大的財務總收入，孔祥熙等財務官員分歧決議經由過程刊行公債的方法停止均衡，包含救國公債、施助公債、扶植公債、軍需公債等。聞一多信中說起的救國公債，指的是在1937年9月1日以法幣作為幣種刊行的用來充分救國所需支出的公債。由于那時抗戰剛產生不久，恰是發動國民購置救國公債的好機會：“宋鑒于那時全國國民的意志鼓動感動，以為民心可用，決議刊行救國公債五億元，以供給戰時財務。”11這一筆公債的刊行以“勸募委員會”公然勸募與處所派募的方法停止，兩品種型均伴有必定的政治壓力。聞一多在10月22日抵達長沙，并在同日給老婆的信中表現“玄月份薪金可發七成”12，未說起救國公債一事，直到幾日后才告訴又扣了四十元，且是直接“扣除”而非“認購”，可見其多半是在主動情形下停止的。
在聞一多其他文章與手札中，對于公債類型與派放方法未有記錄。但從公民黨公債刊行數額與政策看，從不受拘束認購到勸派并重，再到強迫分攤，強迫性力度越來越年夜。從清華年夜學的校史材料也可看出，公債年夜多是以自上而下“主動認購”的方法停止的：1941年7月16日“本校教人員以一個月月薪10%購置戰時公債”13。1944年7月5日“梅主席陳述：教導部為奉院令動員公教職員主動認購公債認為國民榜樣，仰按照訓令”14。10%的克扣對需求函請增添生涯與薪津的傳授們來說是一筆不小的收入。這般，便不難懂得聞一多所說的年夜后方被看成多數人吸血的東西應用的談吐了。早在愛國公債刊行之初，正值淞滬會戰時代，公民對于抗戰情感低落。1937年9月，救國公債勸募總會頒發《告全國同胞書》，副題目為“把一顆赤忱進獻國度，國強然后財富有保證”15，為五千萬元救國公債的召募展路。
此后屢次公債發放、田賦征實、征購、征借等，年夜多也是在愛國抗戰的號令下停止的。但是，在侵華日軍動員“一號戰爭”后，東北聯年夜四年級先生曾對美報批駁時聞停止翻譯，發明此次戰勝的要害不在于軍費能否充分、實力能否懸殊，“軍長師長之抽剝兵士；兵士餓逝世，病逝世無人干預干與；通訊陳述，嘖有煩言。輾轉傳述，群表不滿。人心浮動，此亦一因”16。聞一多曾在步行來滇時目擊過不少傷兵，湘桂年夜潰敗17后又在昆明陌頭見到了更多的傷兵，對公民當局軍事戰略信念全無，后期幾次有要反動、到鄉村上山打游擊的談吐呈現18。他在1944年8月列席在第五軍軍部召開的“今朝情勢與中國反撲題目”座談會時還講道：“以前我們看一切都可灰心，還盼望也許在計謀上有點措施。明天在這里聞聲列位主座的話，才了解計謀上也很有題目。我只差要在街上號淘年夜哭。”19“被應用了”的詐騙感，成為懂得聞一多在平易近族主義認知上產生轉型、停止省思的進口之一。赴美留學時代，聞一多便對平易近族主義感愛好，眾所周知，他曾組織倡議國度主義社團“年夜江會”，提倡“中漢文化的國度主義”（Cultural Nationalism），持有的是一種文明平易近族主義立場。但到了抗戰時代，聞一多對平易近族主義的政治性很追蹤關心，并且尤為誇大要警戒家族主義對平易近族主義的損害：“家族主義自己的黑白，我們不談，它妨害平易近族主義的成長是現實。”20在論及聞一多的政治轉向時，蔣介石《中國之命運》的頒發常被視為一個轉機點或直接誘因，而聞一多《從宗教論中西作風》就佈滿對蔣介石頗具回應感的批評。如蔣介石在《中國之命運》中寫道：“他們號令青年，相率唾棄我平易近族固有品德，甚至以禮義廉恥為固執，孝悌忠信為腐敗，狂瀾潰溢，簡直不成拯救。”21而聞一多則在《從宗教論中西作風》中針鋒絕對地批評道：“你的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和你古圣先賢的什么哲學只令人作嘔，我都看破了！”22
《中國之命運》樹立了一種文明、平易近族與政治的共謀邏輯，用平易近族的自為與自負掩飾了樹立政治道統的目標。在《中國之命運》頒發后的1943—1944年，聞一多對復古的批評尤甚，這是人所共知的工作，然被人疏忽的部門在于，與之簡直同步展開的，還有對平易近族主義的從頭審閱。與《中國之命運》向內的復古性針鋒絕對，聞一多屢屢誇大平易近族主義的外源性與古代性：“正因我們要平易近族主義，才不該該復古。誠實說，平易近族主義是西洋的產品，我們的所謂‘古’里，并沒有這工具。”23這種“西洋產品”視角，延續的是單一平易近族國度邏輯，胡人、蒙前人、滿人都成為與漢人絕對立的“外族”。這曾給之前的研討者帶來不小的曲解，江弱水曾在《帝國的鏗鏘：從吉卜林到聞一多》中將聞一多與吉卜林并列，把聞一多的思惟視為“華夏中間主義”與“中華至上論”24，這與吉卜林作為典範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者和狂熱的“帝國主義歌手”相分歧。但是也要認識到，詳細到20世紀40年月，聞一多各種有關華夏、漢人的“本平易近族的優勝性”論調，并非自立自發的中間論，而更像是抗衡某一由政治權利牽引的復古潮水的反感化力。
從20世紀20年月樸實感情意義上的平易近族主義，到有興趣與政治性絕對抗的“非家族主義”的平易近族主義，聞一多在切膚可感的生涯里，完成了一次對平易近族主義的省思。從公債這一平易近國財務繞不開的政策動身，可以一一把散落了的碎片拼集起來，復原出回于汗青的改變現場：要警戒以國度、平易近族之名停止捐獻與統治的手腕，愛國的落點不該是國度自己，“假設國度不克不及替身平易近謀一點好處，便掉往了它的意義，誠實說，國度有時辰是特權階層用以穩固并擴展他們的特權的機構。”25正如安東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所指出的，“在平易近族主義、主權和國民權之間能夠存在著一系列的聯絡接觸和張力，它們的成長標的目的取決于理念扶引的途徑。”26這種扶引遭到良多原因影響，如國度遭受進侵危機，平易近族主義情感能夠產生一個排外的轉機；此外，統治群體的特地領導、培植和把持，也會將平易近族主義作為一種東西，以支撐一小部門人的好處。
二、惡性通貨收縮與聞一多“好一點奴隸論”
從抗戰開端，聞一多在經濟方面日益壓縮。1937年12月寄給高孝貞的函件說：“但我仍然是那一句話‘用錢要力圖撙節’。我并非空說，我戒煙即是以身作則。”27跟著通貨收縮與物價下跌，聞一多一家在經濟上日覺困頓。1939年在晉寧縣棲身時，面粉開端自磨自篩，紙煙也改為用旱煙葉子自制的卷煙。1940年6月曾因物價下跌，休假研討所需支出缺乏請求補貼；同年，“物價暴跌不已，師長教師每月薪金缺乏全家十天半月開支，月月靠向黌舍透支或向友人借債解燃眉之急，生涯進進了最艱巨的階段。為了糊口，家中除必不成少的衣被外，簡直分批寄賣一盡”28。但是，經過的事況后期惡性經濟收縮后，聞一多以為1939年9月到1940年8月晉寧棲身時代物價升沉還不算年夜：“那年我正休假，在晉寧縣住了一年，所以校內的情況不年夜明白……傳授的生涯在那時由於物價還沒有很明顯的變更，并沒有年夜變更。”29
那么什么時辰傳授的生涯開端有明顯的變更呢？綜合聞一多論述與昆明年夜學傳授現實薪資，1942年似乎是一個分界點，1942—1945年購置力降落尤甚。聞一多曾自述在1942年“時在斷炊之要挾中過活，乃開端在中學兼課，猶復不夠”30。據那時東北聯年夜經濟學傳授楊西孟公布的統計數字，可以發明從1937年到1942年下半年，傳授薪金實值急驟降落到10.6元，僅相當于戰前的3%，這一趨向大要保持到1945年。311941年11月，蔡維藩等54人提議召開傳授年夜會共商處理生計措施，頒發結合講明稱：“今抵押已盡，而物價仍有加無已，生涯水平較戰前已增添二十余倍。”32薪資經過的事況七折八扣后，得手部門更少，傳授們在生涯體驗上的困頓生怕比數字的浮現愈甚。
1942年下半年到1945年上半年，傳授們的現實薪資在10元擺佈彷徨，是聞一多所說的“物價很明顯變更”的最低谷時代。這可以在很多事務中獲得驗證：1942年12月25日午，浦江清與聞一多等人在金碧路南豐中餐館，餐食連同筵席捐、小費、紙煙，破費高達五百元，33相當于傳授薪津約數的近4成。1944年1月18日，《新華日報》登載簽名吳青的短訊《昆明二三事》，此中有“聞一多傳授訂潤例作金石”34的描寫，這一事務曾被幾次說起，用來闡明昆明物價之高與師長教師營生之難。聽說由于東北地域象牙的質地很硬，刻起來非常辛勞，吳晗曾回想：“刻第一個牙章的時辰，費了一成天，右手食指被磨爛，幾回悲觀、盡看，仍是咬著牙干下往。竟然刻成了。”35在經濟艱苦時代，這種自定“潤格”尺度的方法，在東北聯年夜傳授中并不少見。
前文開首說起的“待價而沽”，也是通貨收縮下的產品，並且與公民當局實行的專賣軌制相干聯。1941年公民黨發布《公民當局財務部實行專賣配合準繩》，提出“宜按該專賣物品之產銷情況分辨階段實施一部專賣”36；同年，孔祥熙等人關于專賣籌備的提案經由過程，主意“先從鹽、糖、煙、酒、茶葉、火柴等花費品試辦”37；1942年，公民黨建立各專賣局和各類專賣公司，重要針對鹽、糖、煙、火柴四種物品停止統制治理。從實行邏輯上看，專賣軌制在特別時代有必定的積極意義，但是，不少貨物卻流進暗盤，借機低價出售，那時在重慶，人們稱專賣局為與暗盤場聯繫關係的“轉賣局”，由此可見其風尚。除鹽、糖、煙、火柴外，居平易近日用花費品如米、面、紡織品等也都面對待價而沽的狀態。是以不少東北聯年夜傳授在制訂稿酬時，直接將米作為權衡單元。1945年3月10日，《云南晚報》登載的《米價在狂漲中，傳授聯名擬訂稿酬，千字斗米不草率》曾記錄，聞一多與王贛愚、伍啟元、朱自清、吳之椿、吳晗等29位傳授因物價飛漲聯名擬訂稿酬，為“文稿每千字以斗米之值計”，“報紙禮拜論文每篇以二斗米之價值計”，“每次演講以二斗米之值計（演講稿之頒發須另依文稿付酬）”，“稿酬先惠，按時取稿演講報答亦須先惠，米價以惠酬時昆中米之市價為準”。38
從一系列通貨收縮的景象動身，常識分子追蹤關心到金融關系背后的政權系統。如吳晗所言：1942年以后，“薪資支出偽法幣數字逐月增添，幣值卻逐天削減，生涯更加過不往了……對蔣介石政權由不滿成長到仇恨了，講汗青一抓到標題就指桑罵槐，也開端餐與加入一些政治性的社會運動了，走出版房，進進社會了。”39通貨收縮的緣由，與吳晗在此處說起的“法幣”密不成分。眾所周知，中國在20世紀30年月之前，采用的都是銀本位軌制。那時市道上的重要貨泉是龍洋、袁頭、孫甲等銀元，以及秘魯、墨西哥、英國、美國等本國銀元，還有各類規格紛歧的銀角子等。1935年，為讓中國經濟解脫年夜蕭條的全球性影響，公民黨當局采取法幣改造同一了幣制。這一舉動使中國解脫了對世界銀價漲跌的依靠，但也埋下了通貨收縮的隱患。從1937年開端，公民黨當局法幣刊行數額呈指數型上揚，1939年同比增加87%，1942年同比增加127.8%，1945年甚至高達444.5%。40通貨收縮政策有必定公道語境，而公民當局的經濟把控政策卻離開了韁繩，經由過程擴大性的貨泉政策將法幣作為供應軍費、彌補赤字的手腕。早在1939年1月公民黨五屆五中全會中，公民黨便提出“供給軍費，拉攏物質，應用多量法幣，則籌碼之暢通，自無缺乏之慮”41的戰略，通貨收縮的苗頭曾經顯露；再加上年夜部門富裕的西北地域成為失守區，公民當局的稅收遭到嚴重影響，僅1939年的財務支出就較戰前下降了63%42。為補充財務赤字，公民當局實行各項金融戰時統制政策，將絕對自力的金融體系歸入權利體系，財務與銀行逐步合流，法幣刊行逐步由經濟刊行轉向財務刊行。這也就意味著，貨泉系統逐步離開市場運作與國際匯率，而附屬于當局需求成為“出納東西”。
與吳晗一樣，聞一多的改變也與法幣激發的通貨收縮相干。他曾在1944年的七·七時勢座談會上反問云年夜校長熊慶來：“此刻，不消說什么研討前提了，連最少的人的生涯都沒有保證。請問，怎么可以或許再做那自命高傲，離開現實的研討？”43他還在1946年2月22日的信中再次表達了相似的見解：“抗戰以來，由于小我生涯搾取及普通社會政治上可恥之景象，使我豁然開朗，欲獨善其身者終缺乏以善其身。兩年以來，書本生涯完整擯棄，專心從事政治活運[動]（此政治當然不指仕進，而實即反動）。”44他還將對田間詩歌的贊揚說成“近二十年來鉆進舊圈子以后的徹底的惡感”45。這種切膚的生涯體驗除了帶給聞一多專心從事政治運動的改變外，還使其從頭審閱常識分子的社會位置，并在社會階層與社會成長階段的研討中逐步向民眾挨近。20世紀40年月，聞一多在《什么是儒家》（1945年）、《戰后的文藝途徑》（寫作每日天期不詳，原載1947年9月出書的《文匯叢刊》第4輯）與《屈原題目——敬質孫次船師長教師》（1944年）等文章里，開端頻仍說起一個詞語——奴隸，并把包含本身在內的學院派稱為“更好一點的奴隸”：
我們年夜學的學院式的見解太遠視，我們在當過更好一點的奴隸以后，對曩昔曾經看得太多，歷來不往想此外，曩昔我們騎在人家頸上，不懂盼望及瞻望未來的前程，書愈讀的多，就像耗子一樣只是躲，不敢想，沒有魂靈，為這個社會所限制住，為常識所誤，歷來不想到未來。46
抗戰前后對照激烈的經濟生涯，為懂得“好一點奴隸論”供給了認知底色。抗戰之前，年夜學傳授的薪水“比國府委員只差200元，卻比各省廳長的薪金超出跨越100至200元不等”47。青島年夜學先生曾在黑板上寫詩譏諷聞一多，此中一句話即是“一月洋鈿四百多”48。據陳明遠統計的重慶年夜學教員及普通人員和財產工人薪資對照，年夜學教員在抗戰前薪資支出比財產工人和普通人員多10倍不止，兩者差距逐年減少，到1944年甚至已落后于普通人員程度。49與重慶比擬，昆明年夜后方屬赤貧地帶，薪資的降落情形加倍嚴重，1941年上半年傳授均勻月薪相當于戰前27元，與船埠搬運工持平。從優渥的經濟周遭的狀況滑進麻煩生涯，聞一多領會到了常識分子“騎在人家頸上”的恥感——本身實在與普羅民眾一樣，是不受拘束人階層社會的奴隸，只不外以前優渥的經濟周遭的狀況打造了不問世事的信息繭房，用常識研討封鎖了進進陌頭的能夠。題目不只僅在于走下樓梯、走出版房、走向窮鄉僻壤，還在于聞一多若何在經濟階級的打破后，在與普羅民眾附近似的出入狀況下，天生新的世界不雅、新的階層與不受拘束不雅念。
聞一多以奴隸之名將常識分子與國民民眾相聯絡接觸，不只為了消弭兩者成分的差別性，更盼望為包含本身在內的被奴役者追求真正的束縛出口。在聞一多看來，社會成長階段可分為奴隸社會、不受拘束人階層社會（封建社會）與主人社會，而奴隸束縛是貫串全部汗青成長的主線，且束縛潮水延續至今，法西斯的統治即是搾取奴隸的一種方法。奴隸是一個融會私密空間了復雜感情的概念，代表的是一種非不受拘束的保存狀況，離真正的自力與束縛仍有很年夜間隔。他與魯迅一樣，否決一切情勢的奴役形狀，激勵敢于起義的奴隸，是以對屈原如許“孤高劇烈的奴隸”所代表的對抗性表現贊賞，稱他是“一個文明奴隸（孫師長教師叫他作‘文學弄臣’）要變作一個政治家，到頭固然掉敗，究竟也算翻了一次身，這是文明成長的迂回性的另一方面。”50值得留意的是，和魯迅一樣，聞一多也有興趣識地域分奴隸與主子，主子與奴才依靠，看待被搾取者多是狠毒：“奴才的淫威和主子的狠毒——爆發戶與敗落戶雙重權勢的聯合，壓得國民半逝世不活。”51對魯迅停止從頭正名后，聞一多的思惟標的目的也在接近國民民眾（即奴隸）的經過歷程中與魯迅垂垂趨同。
那么，什么才是真的束縛呢？如何才幹成為奴隸的對峙面，也就是真的主人？聞一多在《戰后的文藝途徑》中給出了謎底：“我們由作奴隸的身分而往上爬……要實在的往下看，要將在下面的顛覆了，大師才幹在地上站得穩。”52而在這篇文章的提綱（手稿）中，第三個“主人階段”題目下特殊注明是“社會主義社會”53，可見其在思惟改變的過渡階段，對于將來社會形狀的瞻望與選擇已有了明白標的目的。與此同時，聞一多的話語系統也追隨新世界不雅的樹立產生變更，文章闡述邏輯與用詞逐步向馬克思主義話語系統挨近，好比《什么是儒家》采用了馬克思主義史學話語的“階層”“奴隸社會”“生孩子關系”等，《戰后的文藝途徑》也說起“新的世界不雅”，也就是“最最基礎決議社會之成長的是階層”，并誇大被統治階層文學以及國民態度文學。
三、經濟危機與聞一多的保守轉向
余英時曾將聞一多稱為保守一派，以為他在抗戰末期，思惟有了180度的年夜轉彎，是20世紀40年月以來思惟保守化的代表54。與平易近盟溫順派或中心派比擬，聞一多關于平易近主、不受拘束與國度認知的思惟轉向顯然更為急忙，而以上思惟轉向，均可在平易近國經濟危機與全球經濟體系體例變更的年夜佈景中尋得緣由。
平易近主是貫串聞一多前后期的主線，但平易近主概念在前后階段存在著顯明差別：年夜江會時代提倡的“厲行不受拘束平易近主之體系體例，擁戴人權”55，到了20世紀40年月變為保持國民本位的平易近主態度，并參加了經濟均等化的新成分。現實上，平易近主的政治與經濟分野題目，在40年月已成為集束涌現的景象。彼時，由于打算經濟成效明顯，常識分子紛紜將蘇聯“人人人給家足，決沒有英美本錢家擁資百萬而掉業者得不到面包的景象”56視為“經濟平易近主”，并發生了“經濟平易近主”與“政治平易近主”空費時日的論爭。平易近盟的立場是“拿蘇聯的經濟平易近主來充分英美的政治平易近主”57，發明一個全新的平易近主社會。但聞一多并不贊成這一雜糅的做法，他批評持有此不雅點的潘光旦流于一種“缺少客觀的改革的熟悉”58的應付立場。更為顯明的是，他開端在唸書筆記、演講答覆中，展露一種經濟焦點論/決議論的見解：
所以談思惟而不觸及政治，談政治而不提到階層的經濟基本，都是有興趣的或有意的躲閃題目，而不是真正的在處理題目。59
他們（常識青年——引者注）既有常識這就證實他們最少是中產階層，由於有錢，才幹唸書。但他們又是青年，那即是說，他們尚未成年，經濟權是操在他們怙恃手里 ，而不是在他們本身手里，所以他們雖屬于中產階層，而在財富一切權上 ，又像是無產者。這種特別的情況，使得他們的認識平凡易接近無產階層，或寬大的工農民眾。所以常識青年們成了平易近主活動的前鋒 ，是由於他們特別的經濟基本的原因 ，而不是敏感不敏感的題目。60
這意味著，聞一多已跳出了五四“不受拘束經濟”衍生而來的平易近主概念，而帶上了某種經濟與階層剖析視野：“此刻和‘五四’時期紛歧樣了。此刻，我們國度的情形，也和那時年夜不雷同了，我們請求的平易近主，也不是曩昔那樣的平易近主了。”61“此刻的平易近主”紛歧樣之處，正在于與經濟平易近主相貼合的那一部門——均等化的物資保證與分派。譬如，他已留意到分派軌制的同等，以為地盤和主權都應屬于國民62，顯示出一種生孩子材料私有制的樸實認知。1921年，聞一多曾對“紅色的世界”頗為警戒，將“社會的同等便也包含常識的同等”視為“瘋癲”；63但到后來，這一成分的區隔化消散了，改變為常識分子“和刻苦難人在一路”64的階層同等。
聞一多這一均等化思惟轉向，很顯明遭到了20世紀40年月平易近國經濟危機下本錢壟斷與階層分化的安慰。除上文說起的通貨收縮、專賣軌制外，公民當局的本錢獨占偏向在戰后進一個步驟加劇：原來可用作戰后接濟基金的敵偽物質被歸入公營本錢，招致國際各地生孩子際遇加倍艱巨；與此同時，金融本錢集中，并與權要政治合流。在戰后重建階段，最先獲得接濟的并非哀鴻，而是銀行與金店，這惹起東北聯年夜常識分子的不滿：“在當局認為社會接濟，乃事理之當然，但按之現實，此等金錢徒增財閥市儈之利潤。就昆明而論，首蒙接濟者，為銀行金店，此輩皆以往待價而沽，把持金融之人。”65經濟之外，聞一多還在1945年一篇題為《戰后的文明——權要壟斷與常識分子壟斷》的手稿提綱中，側重思慮文明層面的壟斷狀況，此中兩條尤為值得留意，一是國民是“物資基本的發明者”，二是國民是“下層文明的直接發明者”，66非論是經濟仍是文明，國民都需求成為打破獨占壟斷的汗青主體。而由于經濟權利與政治權利掛鉤，多數人的經濟特權必定要表現到政治經過歷程中往。這也就意味著，聞一多對均等化的尋求并不是一種彌補或借用，其目標也并非止步于經濟自己，這恰是后人屢屢將其稱為保守化的緣由地點——與平易近盟其他同仁分歧，聞一多警戒的恰是財富獨占與集中下的權利聚合這一政治性成果。
此外，聞一多的思惟轉向也代表了全球經濟本錢獨占集中危機下對小我不受拘束的一種修改與反撥。五四語境下的不受拘束、平易近主，較少斟酌經濟原因，對于不受拘束主義、平易近主軌制，只取其概念停止思惟與精力變更，這種鑒戒產生于本錢主義尚未碰到周期性危機的時期，是不受拘束經濟下個別經濟單元不受國度限制，而依不受拘束意志停止運動的社會化浮現。而到了20世紀40年月，聞一多的手稿綱領經常將同等與不受拘束視為一對并列關系，如將“經濟平易近主”與“同等”掛鉤，而將“政治平易近主”與“不受拘束”掛鉤；67以為莊子的《逍遠游》是“無所為——不受拘束，成長特性”，而《齊物論》是“無一切——同等，人的莊嚴”。68這實在是在五四以個別性抗衡群體本位的、偏于思惟與社會束縛的意志不受拘束中，注進了經濟層面的同等化因子。
用同等修改不受拘束，在年夜蕭條到二戰時代是廣泛的全球性景象。經濟學家伍啟元曾在《平易近主政治的經濟基本》中講道：“近數十年的經濟汗青，其重要的課題是改正十九世紀所謂‘經濟不受拘束’的毛病”69，擊中了群情的關鍵。受經濟危機影響，全部東方平易近主體系體例，開端側重應對不受拘束經濟招致的本錢集中與階層分化題目，誇大社會公正與社會福利。那時，羅斯福提出的“不虞匱乏不受拘束”（Freedom From Want）曾賜與常識分子以激烈的共識與啟示，這在有關經濟危機的文章中屢屢可見。一個廣泛共鳴風行開來，即溫飽題目的處理是完成小我不受拘束、政治平易近主的重要前提，一個國度只要在國民享有經濟溫飽與社會平安的條件下，在保證大眾教導、任務、歇息等權力的基本上，才算有了可以議論平易近主與不受拘束的條件。同等被放在了不受拘束之先，被作為平易近主的準繩性題目——如若沒有同等，不受拘束也成了虛幻之物。這也是聞一多屢屢誇大“國民的經濟生涯”“國民賴以保存的物質”70的本源地點。
在不受拘束、平易近主題目外，經濟危機招致的國度與國際題目，使包含聞一多在內的常識分子解脫了國度主義的烏托邦影子，開端思慮國度與世界、國度與權利間的關系。譬如，1946年1月，在聞一多與潘光旦、費孝通、吳晗聯名頒發的《致馬歇爾特使書》中，特殊指出了一項“外匯治理政策的流弊”，以為“中國的貨泉價值分歧理的進步，使把握外匯的權利可以高低其手把持國際商業，甚至國際往來”71。所謂外匯管束政策，指的是為維護本國經濟好處而對外匯進出履行的限制性辦法，嚴厲的外匯管束會制止黃金買賣和黃金輸入，以限制匯率動搖與本錢外逃。這種方式應用過于極端，會招致國際經濟活動滯緩，構成嫁禍他人的商業維護主義與國度主義。國際常識分子早在20世紀30年月便對蘇聯、japan(日本)、德國與意年夜利的國度主義不雅念停止反思，而經濟國度主義（Economic Nationalism）也是以被視為障礙經濟商業與戰爭的偏狹概念。20世紀40年月，傍邊國在戰后逐步解脫殖平易近要挾，以一個主權國度呈現在國際舞臺上時，制訂公道的外匯政策也成為更好地增進國際關系與商業的需要考量，這也是《致馬歇爾特使書》將美國所期許的“不受拘束商業”與“世界經濟繁華”作為游說緣由之一。在反法西斯聯盟的國際一起配合中，聞一多顯然對于晚期年夜江會時代“不愿侈談天下一家”72的立場有了變更。世界性題目回到其考量視野，這也可視為對國度主義的另一層面的剝離。在詳細完成途徑上，聞一多秉持的則是平易近族主義-年夜同主義兩個階段——“我們此刻除了平易近族主義沒有第二條路可走（由於這是到年夜同主義必經之路）”73。1945年2月，聞一多讀過《新平易近主主義論》后，還向何善周表達了“天下一家”之為“最高綱要”的幻想74，斟酌到這段話的瀏覽佈景，“天下一家”有了更斷定的社會形狀，再也不是此前不愿“侈談”世界性題目的階段了。
此外，由于外匯市場自己的殖平易近地性，以及與特權階層、權要政治聯合慎密的投契行動，“只要權利所核準的人，才幹用多數的國幣購置大批外匯。這是等于叫國民來補助特權階層的國際商業和對外投資。”75這又將視點從頭拉回到過于集中的國度政治權利，以及由政治體系體例連帶發生的特權階層等題目下去。20世紀20年月，聞一多曾用國度主義抗衡紅色俄共，痛責“我們腦筋都太熱了，若能少任血性，多用斟酌，便不致有這種弊病”76，基于的是反殖平易近主義視角，辨清的是他者與自我，判定尺度來自構成國度的邊境與主權。此時，國度更像是一個絕對含混、處于窪地與遠方的概念，是以其對國度之為自我的認識尤為激烈，有一種激烈的排他性與無前提的保護感。而到了20世紀40年月，尤其是抗戰停止后，國度主義不再是一個“‘烏托邦’的影子”77，而是起首反應到國民的溫飽與否方面——“老蒼生要爭的起首是吃和喝”78。
概言之，20世紀三四十年月，經濟危機貫串了全部汗青成長過程，并銜接起政治、軍事與國際關系，組分解常識分子的真正的生涯形狀。聞一多是40年月常識分子轉向的標志性代表，他身上同時凝聚了常識分子真摯的自我檢查與透闢的社會認知。從親身的經濟生涯，到對獨占壟斷、經濟特權的反思，甚至于對平易近主、不受拘束、國度的思惟轉向，背后都暗藏著一條平易近國甚至世界經濟危機的暗線。現實上，作為一個時期轉向的標本，聞一多的選擇自己即代表了彼時否決專制統治、尋求群體好處與國際一起配合的汗青性切面。
[本文系國度社科基金項目“五四新文學與晚明之關系研討”（編號：22BZW137）與國度社科基金嚴重項目“域外魯迅傳佈和研討文獻的彙集、收拾與研討（1909—2019）”（編號：20&ZD339）子課題“東亞魯迅傳佈和研討文獻的彙集、收拾與研討（1909—2019）”的階段性結果]
注釋：
1 聞一多：《從宗教論中西作風》，《聞一多選集（2）文藝評論 · 散文雜文》，湖北國民出書社1993年版，第365頁。
2 同上，第364頁。
3 聞一多：《五四活動的汗青法例》，《聞一多選集（2）文藝評論 · 散文雜文》，第405—406頁。
4 同上，第405頁。
5 聞一多：《八年的回想與感觸》，同上書，第428頁。
6 聞一多：《五四活動的汗青法例》，同上書，第405頁。
7 同上，第406頁。
8 雷頤：《聞一多的兩次轉向》，《炎黃年齡》2003年第1期。
9 鄭會欣：《戰時后方高等常識分子的生涯貧苦化——以幾位有名傳授的日誌為中間》，《抗日戰鬥研討》2018年第1期。
10 聞一多：《致高孝貞》，《聞一多選集（12）手札 · 日誌 · 附錄》，湖北國民出書社1993年版，第294頁。
11 戴銘禮：《孔祥熙出長財部時的財務與金融》，壽充一編：《孔祥熙其人其事》，中國文史出書社1987年版，第51頁。
12 聞一多：《致高孝貞》，《聞一多選集（12）手札 · 日誌 · 附錄》，第290頁。
13 清華年夜黌舍史研討室編：《清華年夜學九十年》，清華年夜學出書社2001年版，第116頁。
14 北京年夜學、清華年夜學、南開年夜學、云南師范年夜學編：《國立東北結合年夜學史料（二） 會議記載卷》，云南教導出書社1998年版，第340頁。
15 《救國公債勸募總會告全國同胞書》，《金融周報》第4卷第10期，1937年9月8日。
16 轉引自王晴佳：《學潮與傳授：抗戰前后政治與學術互動的一個考核》，《汗青研討》2005年第4期。
17 湘桂年夜潰敗是影響很多常識分子的事務。那時恰是反法西斯陣線情勢年夜好的階段，但公民黨正面疆場卻呈現了年夜潰敗，讓人難免覺得中國確有在成功中沉溺的風險。
18 聞拂曉編著：《聞一多年譜》，群言出書社2014年版，第453頁。原文是：“十仲春二日 日軍占領貴州獨山，昆明人心浮動。師長教師對老婆兒女說：此次我們不跑了，我把你們送到平安地帶后，要到鄉村，上山打游擊。”
19 聞一多：《在一次時局座談會上的講話（1944年8月18日）》，《聞一多選集（2）文藝評論 · 散文雜文》，第385頁。“號淘年夜哭”系原文，應為“聲淚俱下”。
20 聞一多：《家族主義與平易近族主義》，同上書，第359頁。
21 蔣中正：《中國之命運》，南邊局黨史材料編纂小組編：《南邊局黨史材料 · 同一陣線任務》，重慶出書社1990年版，第426頁。
22 聞一多：《從宗教論中西作風》，《聞一多選集（2）文藝評論 ·個人空間 散文雜文》，第365頁。
23 聞一多：《復古的空氣》，同上書，第355頁。
24 江弱水：《帝國的鏗鏘：從吉卜林到聞一多》，《文學評論》2003年第5期。
25 聞一多：《國民的世紀——明天只要“國民至上”才是對的的標語》，《聞一多選集（2）文藝評論 · 散文雜文》，第407頁。
26 安東尼 · 吉登斯：《平易近族-國度與暴力》，胡宗澤等譯，生涯 · 唸書 · 新知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262頁。
27 聞一多：《致高孝貞》，《聞一多選集（12）手札 · 日誌 · 附錄》，第308頁。
28 聞拂曉、侯菊坤編：《聞一多年譜長編》，湖北國民出書社1994年版，第592頁。
29 聞一多：《八年的回想與感觸》，《聞一多選集（2）文藝評論 · 散文雜文》，第430—431頁。
30 聞一多：《致聞家騄》，《聞一多選集（12）手札 · 日誌 · 附錄》，第402頁。
31 轉引自陳明遠：《文明人的經濟生涯》，文匯出書社2005年版，第221—222頁。陳注：依據1946年9月出書的《察看》第1卷第9期第7頁。原表中有顯明的盤算過錯，現按查驗成果予以勘誤。此表格應該徵引自1946年《察看》第1卷第3期第6頁楊西孟題為《九年來昆明年夜學傳授的薪津及薪津實值》的文章，而非陳所注第1卷第9期，此處恐是錯誤。
32 北京年夜學、清華年夜學、南開年夜學、云南師范年夜學編：《國立東北結合年夜學史料（四）教人員卷》，云南教導出書社1998年版，第543頁。
33 浦江清：《清華園日誌 西行日誌：補充本》，生涯 · 唸書 · 新知三聯書店1999年版，第229頁。
34 吳青：《昆明二三事》，《新華日報》1944年1月18日。
35 吳晗：《哭一多》，王子光、王康編：《聞一多留念文集》，生涯 · 唸書 · 新知三聯書店1980年版，第62頁。
36 中國第二汗青檔案館編：《中華平易近國史檔案材料匯編 第五輯 第二編 財務經濟（二）》，江蘇古籍出書社1997年版，第106頁。
37 中國第二汗青檔案館編：《中華平易近國史檔案材料匯編 第五輯 第二編 財務經濟（九）》，江蘇古籍出書社1997年版，第73頁。
38 聞拂曉、侯菊坤編：《聞一多年譜長編》，第818頁。
39 吳晗：《吳晗自傳》，蘇雙碧主編：《吳晗自傳手札文集》，中國人事出書社1993年版，第7頁。
40 楊蔭溥：《平易近國財務史》，中國財務經濟出書社1985年版，第157頁。
41 同上，第158頁。
42 齊海鵬、孫文學編著：《中國財務史》，西南財經年夜學出書社2018年版，第354頁。
43 聞拂曉編著：《聞一多年譜》，第411頁。
44 聞一多：《致聞家騄》，《聞一多選集（12）手札 · 日誌 · 附錄》，第402頁。
45 聞一多：《論文藝的平易近主題目》，《聞一多選集（2）文藝評論 · 散文雜文》，第227頁。
46 聞一多：《戰后文藝的途徑》，同上書，第241頁。
47 聞拂曉：《論抗日戰鬥時代傳授群體改變的幾個原因——以國立東北結合年夜學為例的個案研討》，《近代史研討》1994年第5期。
48 千仞：《聞一多青島受窘》，《西方日報》第2479期，1939年9月18日。
49 陳明遠：《文明人的經濟生涯》，第221頁。
50 聞一多：《屈原題目——敬質孫次船師長教師》，《聞一多選集（5）楚辭編 · 樂府詩編》，湖北國民出書社1993年版，第24頁。
51 聞一多：《龍鳳》，《聞一多選集（3）神話編 · 詩經編上》，湖北國民出書社1993年版，第162頁。
52 聞一多：《戰后文藝的途徑》，《聞一多選集（2）文藝評論 · 散文雜文》，第240—241頁。
53 拜見聞一多《戰后文藝的途徑》，同上書，第241頁腳注。
54 余英時：《中國近代思惟史上的保守與守舊》，許紀霖編：《二十世紀中國思惟史論（上）》，西方出書中間2006年版，第427頁。
55 梁實秋：《談聞一多》，《梁實秋散文（一）》，中國播送電視出書社1989年版，第392頁。
56 吳世昌：《政治平易近主與經濟平易近主》，《察看》第1卷第5期，1946年9月1日。
57 中公民主聯盟中心文史材料委員會編：《中公民主聯盟汗青文獻（1941—1949）》，文史材料出書社1983年版，第77頁。
58 聞拂曉、侯菊坤編：《聞一多年譜長編》，第861—862頁。
59 王康：《聞一多傳》，湖北國民出書社1979年版，第390頁。這是聞一多1945年瀏覽《整風文獻》的唸書筆記。
60 聞拂曉、侯菊坤編：《聞一多年譜長編》，第1017頁。這是聞一多1946年列席青年活動檢查會時回應“青年活動在近代中國的感化”題目時的講話。
61 王康：《聞一多傳》，第348頁。
62 聞一多：《國民的世紀——明天只要“國民至上”才是對的的標語》，《聞一多選集（2）文藝評論 · 散文雜文》，第407頁。
63 聞一多：《恢復戰爭！》，同上書，第332頁。
64 王一：《哭聞一多師長教師》，《新華日報》1946年7月25日。
65 聞拂曉、侯菊坤編：《聞一多年譜長編》，第896頁。
66 同上，第924頁。
67 同上，第830頁。
68 同上，第655頁。這里的“莊嚴”，原作“嚴嚴”，《聞一多年譜長編》特地在“嚴嚴”后加括號提醒此處似應為“莊嚴”。
69 伍啟元：《平易近主政治的經濟基本》，《時勢新報》1945年11月11日。
70 聞一多：《國民的世紀——明天只要“國民至上”才是對的的標語》，《聞一多選集（2）文藝評論 · 散文雜文》，第408頁。
71 聞拂曉、侯菊坤編：《聞一多年譜長編》，第965頁。
72 同上，第244頁。
73 聞一多：《家族主義與平易近族主義》，《聞一多選集（2）文藝評論 · 散文雜文》，第359頁。
74 何善周：《千古英烈 萬世師表——留念聞一多師八十生日》，《聞一多留念文集》，第265頁。
75 聞拂曉、侯菊坤編：《聞一多年譜長編》，第965頁。
76 聞一多：《恢復戰爭！》，《聞一多選集（2）文藝評論 · 散文交流雜文》，第332頁。
77 何善周：《千古英烈 萬世師表——留念聞一多師八十生日》，《聞一多留念文集》，第265頁。
78 聞拂曉、侯菊坤編：《聞一多年譜長編》，第731頁。
（豐景，中國傳媒年夜學博士研討生在讀，重要研討標的目的為中國現今世文明與文學，戲劇影視實際與批駁。）